派尔竟然不请自来，说是要来喝一次酒，不过我知道得很清楚，他其实是不爱喝酒的。几星期过去后，在发艳的那次荒唐的会面，似乎简直令人无法相信：连那些谈话细节都不大清楚了。那些细节就像一座罗马古墓中残缺的文字，我这个考古学家正在根据我的学术偏见把佚文填补起来。我甚至觉得他是在跟我开玩笑，他那一番谈话是一番巧妙的、幽默的托辞，想借此掩饰他到发艳的真正目的，因为在西贡，人们已经在盛传，他是干秘密工作的。那种工作称之为秘密，实在很不恰当。
或许他正在安排把美国军火供应给一股“第三势力”——发艳主教的铜乐队，主教手下吓坏了的、领不着薪水的年轻雇佣兵，就剩下那么一点儿了。我在河内收到的那封电报，一直还放在我的口袋里。把调职的事告诉凤儿，并没有什么意思。那等于是让我们今后剩下的、待在一块儿的几个月不得安静，尽是流泪和吵闹。我甚至在最后一刻前，也不打算去申请办理出境证，怕的是万一凤儿有个亲戚在移民局，那就不好办了。
我告诉她：“派尔六点钟要来。”
“我要去看姐姐，”她说。
“我想他是想见见你。”
“他并不喜欢我，也不喜欢我们家里人。你离开西贡后，姐姐邀请过他，他一次都没有去。姐姐很受到伤害。”
“你不要出去。”
“要是他想见我，他会邀请咱们上美琪大饭店去。他只是想私下跟你谈谈——谈买卖。”
“他是做什么买卖的？”
“人家都说，他做进口买卖，输入许许多多东西。”
“都是些什么东西？”
“药品，药剂……”
“那些全都是供应在北方的砂眼治疗队的。”
“也许。海关不可以检验他那些东西。它们全都是外交包裹。不过有一次有人犯了错误，打开查看了——那人马上就给解雇了。美国公使馆的一等秘书还威胁说，要停止一切输入。”
“包裹里是什么呢？”
“塑料。”
“你不是说炸弹吧？”
“不是，只是塑料。”
等风儿走后，我写信回英国去。路透社有个人几天之内要从西贡到香港去，可以托他带到那儿，再帮我寄出。我知道我的吁请不会有什么希望，不过这样我往后不会抱怨自己，说我没有采取一切可行的措施。我信是写给报馆总编辑的，说眼下不是更换报纸特派记者的时候。德拉特尔将军在巴黎即将逝世：法军就要从和平府全部撤退：越南北方正遭到从未有过的危险。我告诉他，我不适合担任外交事务编辑——我是一个记者，对任何事情我都没有真正的意见。到最后一页，我甚至以我私人的理由向他提出呼吁，虽然任何人类的同情心看来也不大会有什么用，抵挡不住那一排长灯管下戴着绿色遮光罩的人，也抵挡不住那些老一套的陈词滥调——什么“为了报纸的利益啦，”什么“情况要求如此……啦”
我在信上写道：“为了种种私人理由，我对奉调离开越南感到很不快。我认为，在英国我没法尽力工作，不仅是经济上会感到窘迫，家庭方面也会出现纠葛。说真的，假如我能够办得到的话，我情愿辞职不干，也不愿回到联合王国去。我提到这一点只是为了表示，我反对这次调动的意志多么坚决。我认为您总觉得我是一个不太差的特派记者。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向您提出一个请求。”接下去，我把报道发艳战役的文章又读了一遍，准备托人带到香港，作为从香港发出的电讯送出去。现在，法国人方面不会再过分认真反对我这样写了——因为发艳的围已经解除：一场败仗可以充作一场胜利了。随后，我把我写给报馆总编辑的最末一页撕掉。那样写是没有用处的——那些“私人理由”只会成为他们私下的笑柄。大家都设想，每一个海外记者在当地全有他自己的姑娘。我这样写信回去，总编辑会拿去跟夜班编辑当笑话讲，夜班编辑嫉妒之余，回到他在斯特里瑟姆的两幢半独立式的别墅去，直到他上床睡觉心里仍然念念不忘：身边躺着的忠实的妻子从格拉斯哥就一直跟着他了。
我看得很清楚，那所冷酷的房子是什么光景——一辆破烂的三轮童车摆在门廊里，谁心爱的烟斗给打断了，客厅里还有一件孩子的衬衣在等着去缝上一粒钮扣。“私人理由”：回到伦敦在记者俱乐部喝酒时，我可不愿意听见他们的笑话而使我想起凤儿。
有人敲了一下房门。我给派尔把门打开，他养的那条黑狗抢先进来了。派尔从我肩头望望里面，发现屋子里没有别人。“就我一个人在家，”我说。“凤儿上她姐姐那儿去了。”他脸红起来。我注意到他穿的是一件夏威夷衬衫，尽管在颜色和图案方面全相当有节制。我有点儿惊讶：难道他已经被人指控犯有非美活动了吗？他说道：“希望我没有打扰你……”
“当然没有。来杯酒，怎么样？”
“谢谢。是啤酒吗？”
“很抱歉。我们没有电冰箱——我们是叫人家送冰块来。来一杯苏格兰威士忌怎么样？”
“不介意的话，来一小杯。我是不大爱喝烈性酒的。”
“加冰块吗？”
“多加点儿苏打水——假如你有的话。”
我说道：“从发艳分手以后，我还没有见过你呢。”
“你收到那封信了吧，托马斯？”
他用我教名的时候，就好像宣布他不是在开玩笑，他并没有掩饰什么，他是上这儿来争夺凤儿的。我注意到，他的那头划船队员式短发新近修剪过，穿上这件夏威夷衬衫甚至也是为了夸耀男性美吗？
“我收到了你的信，”我说。“我想，我应该一拳把你打翻。”
“当然，”他说，“你有种种权利这么做，托马斯。可是我在大学里练过拳击——而且我比你年轻得多。”
“不，出手打你，那就我来说，可不是一个好办法。”
“你知道，托马斯（我相信你肯定也有同感），我不喜欢背着凤儿的面谈论她的事。我本来以为她会在这儿的。”
“嗯，我们要谈论什么呢——谈塑料吗？”我说这话并不是想使他吃惊。
他说：“这件事你知道了吗？”
“凤儿告诉了我。”
“她怎么会……？”
“你可以相信，这件事全市早已传遍了。这有什么要紧呢？你打算去做玩具生意吗？”
“我们不乐意让我们援助的详情传出去。你知道我们国会的情形——而且参议员们也常常来访问。我们的沙眼治疗队已经碰上不少麻烦啦，因为他们采用这种药品，没用那种。”
“我还是不明白塑料这件事。”
他的黑狗坐在地板上，一大堆，不住地喘气，它的舌头看上去很像一块煎焦了的煎饼。派尔含糊不明地说道：“哦，你知道，我们想要把一些本地的工业扶植起来，我们不得不提防法国人。他们要越南人什么都买法国货。”
“我可不怪他们，打仗要用钱呀。”
“你喜欢狗吗？”
“不喜欢。”
“我以为英国人都是最爱狗的。”
“我们以为美国人最爱金元，不过一定也有些例外。”
“我真不知道，没有公爵我怎么过日子。你知道，有时候我觉得寂寞得要命……”
“在你的那个部门里，你有那么许多同伴。”
“我养过的第一条狗名字叫王子。我叫它王子是取黑王子的意思。你知道，那家伙，他……”
“他在利摩日屠杀了所有的妇女和儿童。”
“这我可记不起来了。”
“历史书上全都搪塞过去。”
遇到现实跟派尔珍爱的浪漫主义思想不符合，或是有一位他所爱护或敬佩的人不够他所定下的荒唐标准时，我就会看到他的眼睛里和嘴角旁，露出一丝那种痛苦、失望的神情。这种神情我后来看到过多少次。有一次，我记得，我捉出了约克·哈定在事实方面犯下的一个大错误。我不得不安慰他：“犯错误任何人都难免。”他却紧张不安地大笑起来说：“你准以为我是个大傻瓜，但是——瞎，我几乎以为他是决不会犯错误的。”他又说，“我父亲跟他只见过一面，就认为他很了不起，而我父亲是很难讨好的。”
那条名叫公爵的大黑狗，气喘够了，适应了房里的空气后，开始在屋子里四处东闻闻西嗅嗅。“你能不能叫你的狗安静下来？”我说。
“哦，非常抱歉。公爵，公爵。坐下，公爵。”公爵坐了下来，又开始很响地舔它的私处。我再把我们两人的酒杯斟满，走过的时候，顺便打扰了一下公爵的洗涤。它只安静了一下，马上又开始搔痒了。
“公爵聪明极啦，”派尔说。
“你的王子怎么样了？”
“我带它到康涅狄格州的农场上去，它给车子压死了。”
“那时你难受吗？”
“哦，我很难受。我非常心疼它，不过一个人也得有点儿理智。没有什么办法可以使它再活过来。”
“那么要是你得不到凤儿，你也会有点儿理智吗？”
“是啊，我希望是这样。你呢？”
“我很怀凝。我甚至于会发疯胡来。你想到过这一点吗，派尔？”
“我希望你管我叫奥尔登，托马斯。”
“我可不大乐意。派尔这个名字带来——不少联想。你想到过我会发疯胡来吗？”
“我当然没有想到过。你是我所认识的最爽直的人。当我想起我坐了小船撑到……的时候，你的态度多么好……”
“我也记得，我那次睡前曾经想到：假如他们攻过来，把你杀了，那多么方便啊。英勇殉职。为了民主。”
“别嘲笑我啦，托马斯。”他不安地移动着他的长手、长腿。“在你看来，我一定有点儿蠢，不过我知道你是在开我的玩笑。”
“我不是在开玩笑。”
“我知道，说实话，你最希望她幸福。”
就在这时，我听见了脚步声。我原来抱着万一的希望，指望他走了她才回来。
他也听见了脚步声，并且听出是谁回来了。他说道：“她回来啦，”虽然他只在那一晚跟她跳过一次舞，他却已经听得出她的脚步声来了。为了透透风，我让房门开着，所以那只狗也起身，站到了门边，俨然像是在迎接派尔家里的一名成员。我倒成为不速之客了。
凤儿说道：“姐姐不在家，”接下去又谨慎小心地望着派尔。
我不知道她是不是在说真话，还是她姐姐叫她赶回来的。
“你还记得派尔先生吗？”我说。
“enchante.”她态度极为大方。
“非常高兴再见到你，”他说，脸又红起来了。
“loinment？”
“她的英语不大好，”我说。
“我恐怕我的法语更糟糕。不过我正在请人教。我可以听明白——要是凤儿小姐说慢一点儿的话。”
“我来做翻译吧，”我说。“这儿本地人的口音你需要一些时候才能习惯。现在，你想说什么呢？凤儿，坐下吧。派尔先生是特意来找你的。真个的，”我对派尔加说上一句，“要不要我走开，让你们两人单独谈谈呢？”
“我希望你听见我要说的所有的话。要不然，那就不公平啦。”
“好，那么就请开火吧。”
他话说得很严肃，仿佛这一段话他早已背得滚瓜烂熟了。他说他对凤儿怀有莫大的爱与敬意。自从那一晚跟她跳舞以后，他就一直感觉到了。这时候，我有点儿想起一个老管家正领着一批游客参观一座“大宅子”。这大宅子就是他的心，至于这家人居住的许多私人住房，我们只获准匆匆地偷看上一两眼。我很仔细地替他翻译——这样听起来更糟糕。凤儿不声不响地坐着，两手放在膝上，仿佛在听电影中的对话似的。
“这一番话，她听明白了吗？”他问。
“据我看来，她听明白了。你总不希望我加上点儿人力吧，是吗？”
“哦，别加什么，”他说，“你就翻译。我不希望在感情上左右她。”
“我明白啦。”
“请告诉她，我要和她结婚。”
我告诉了她。
“她说什么？”
“她问我，你这么说是不是当真的。我告诉她，你是个凡事当真的人。”
“我想这敢情是个很古怪的情况，”他说。“我请你替我翻译。”
“相当古怪。”
“然而一切又似乎这么自然。说到头，你是我最好的朋友嘛。”
“多谢你这么抬举我。”
“我碰上麻烦，第一个就要找你帮忙，”他说。
“我猜想，爱上了我的女人自然也是一种麻烦喽？”
“当然是。但愿是随便哪个别人的，不是你的，托马斯。”
“那么，接下去还要我向她说什么呢？说你没有她就活不成吗？”
“不用肽感情用事了。而且也不十分真实。当然啦，得不到她，我只好离开这儿，不过一个人对一切事情最终总会忘却的。”
“在你考虑要说什么的时候，我可以替我自己说一句话吗？”
“当然可以，这样才公平嘛，托马斯。”
“哦，凤儿，”我说，“你要离开我去跟着他吗？他会和你结婚。我办不到。你也知道为什么。”
“你要离开这儿了吗？”她这么问，我这才想起了口袋里报馆总编辑写来的那封信。
“不离开。”
“永远不离开吗？”
“这一点我怎么好事先答应呢？他也没法事先答应。结了婚也会分开的。结了婚的人常常比我们这样的人分开得还要快点儿。”
“我不要离开你，”她说，不过她这句话并不能让人放心，它包含有一个没有说出口的“但是”。
派尔说：“我想我现在该把所有的牌全都摊在桌上。我并不很有钱。但是将来我父亲去世后，我可以得到大约五万元的遗产。我的健康情况很好——两个月前我刚取得一张健康证明书。我还可以让她知道我的血型。”
“这个我可不知道怎么翻译了。这是为了什么？”
“哦，为了弄清楚我们在一块儿能养孩子。”
“你们在美国就是这样谈恋爱吗——提出收人的数字和血型？”
“我不知道，我先前从没有谈过恋爱。要是在国内，也许我母亲会跟她母亲谈的。”
“谈你的血型吗？”
“别笑话我，托马斯。我料想我是有点儿老式的。你知道，碰上这种情况，我真有点儿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也是呀。我们不再谈下去，掷骰子来看谁赢得她，你说成吗？”
“你这是在假充硬汉子，托马斯。我知道你接着你的方式也很爱她，就跟我一样。”
“那么往下说吧，派尔。”
“告诉她，我并不指望她马上就爱我。到时候她自然会爱的，不过请你告诉她，我所提出的是安全与敬重。这听起来并不很令人激动，不过这也许比热情更有好处。”
“她随时都可以得到热情，”我说，“你上办公室去的时候，还有你的汽车司机哩。”
派尔的脸又红了。他局促不安地站起身来说道，“这是肮脏的俏皮话。我可不让人侮辱她。你没有权……”
“她还不是你的妻子哩。”
“你能给她点儿什么！”他气势汹汹地问我。“你回英国的时候，给她留下了两三百块钱，再不然你把她连家具一股脑儿全转让出去吗？”
“家具本不是我的。”
“她也不是你的。凤儿，你乐意和我结婚吗？”
“血型又怎么样呢？”我说，“还有一张健康证明书。你当然也要看看她的健康证明书？也许，你还应该看看我的哩。还要看看她的天宫图——不啊，那是印第安人的风俗。”
“你愿意和我结婚吗？”
“用法语说，”我说。“我要是再给你翻译，我他妈的才该死哩。”
我站起身来，黑狗汪汪叫了几声。这使我大为生气。“叫你这该死的公爵别嚷嚷。这是我的家，不是它的。”
“你乐意和我结婚吗？”他又说了一遍。我朝凤儿身边走了一步，那狗又叫起来。
我对凤儿说道，“叫他走，叫他把他的狗也带走。”
“现在就跟我走吧，”派尔说。“xvecmol.”
“不，”凤儿说，“不。”我们两人的怒气忽然一下全消失了。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个问题，只要一个两个字母的字就可以解决。我感到大大地松了一口气，派尔站在那儿，嘴微微张开一点儿，一脸迷茫的神色。他说道，“她说不。”
“这点儿英语她是懂的。”这时候我很想大笑：我们两人把彼此也愚弄得够呛啦。我说道，“坐下，再喝一杯威士忌吧，派尔。”
“我想我该走啦。”
“喝一杯再走。”
“不可以尽喝你的威士忌，”他咕哝说。
“我要多少威士忌，可以通过公使馆去买。”我朝桌子走去，狗对我露出了牙齿。
派尔气愤地说道，“坐下，公爵。规矩点儿。”他从额头上把汗抹去。“我非常抱歉，托马斯，要是我说了什么不该说的话。我不知道我刚才是怎么啦。”他拿起酒杯来，若有所思地说道，“最好的人赢得了胜利。只是请你千万不要离开她，托马斯。”
“我当然不会离开她，”我说。
凤儿对我说道，“他乐意抽一袋烟吗？”
“你乐意抽一袋烟吗？”
“不，谢谢你。我不碰鸦片烟，我们组织上有严格的规定。我喝完这杯酒就走。公爵在这儿胡闹，很对不起。它一般是很安静的。”
“就在这儿吃晚饭吧。”
“我想，要是你不在意的话，我情愿一个人待一会儿。”他使人捉摸不定地咧开嘴笑笑。“我想人家会说我们两人的举动都很奇怪。我希望你能和她结婚，托马斯。”
“你当真希望吗？”
“当真希望。自从我看见了那地方——你知道，就是乡村酒家附近的那个大院子——我一直就非常害怕。”
他很快喝完了他不习惯的威士忌，并没有朝凤儿看上一眼。告别的时候，他没有碰她的手，只是尴尬地微微哈了哈腰。我注意到凤儿园不转睛地盯着他，直到他走出房门。我走过镜子面前时，看见了我自己：我裤子最上面的一粒钮扣没有扣上，这是大腹便便的开始。到了门外，派尔说道，“我答应从此不再见她啦，托马斯。你不会让这件事使我们之间产生隔阂吧，会吗？等我这次考察完毕后，我就设法申请调走。”
“那是什么时候？”
“两年左右。”
我回到房间里，心里想道：“这有什么好处呢？我还不如干脆告诉他们两人我这就要走了。”那样他只需要捧着流血的心，忍受上几星期，作为一种装饰……我的谎话甚至会使他的良心安逸下来。
“要我给你烧一袋烟吗？”凤儿问。
“好的，再过一会儿。我只是想写一封信。”
这是我当天写的第二封信，不过这封信我一点儿没有撕掉，尽管我对于会有什么回音同样不存多大希望。我这样写道：“亲爱的海伦，四月里，我就要回英国来，担任报馆里外交事务编辑的工作。你能想象，我对这份工作是不很乐意干的。英格兰是我事事失败的地方。我本来指望我们的婚姻能持久下去，就仿佛我也分担你的基督教信仰那样。直到今天，我都无法确定是什么地方出了毛病（我知道你和我都曾尽力挽救过），我想大概是我的脾气不好。我知道，我发起脾气来会多么无情，多么恶劣。现在，我看是稍微好点儿了——这是东方给我的好处——不是温和点儿，只是平静点儿。也许，这不过是因为我的年纪又大了五岁——人到老年，五年占的份量可非常大。你一向对我很宽厚，自从我们分居以来，你一次也没有指摘过我。你乐意更慷慨一点儿吗？我知道，我们结婚前，你提醒过我，决不可能离婚。我接受了这次风险，毫无怨言。同时，我现在还是要要求你同意我离婚。”
凤儿在床上叫我，她已经把烟盘子摆好了。
“待会儿，我这就来，”我说。
“我可以把这件事掩饰起来，”我写下去，“说得比较体面、比较庄重一些，借口说是为了另一个人。但是事实并不是这样，我们以前一向总是彼此说真话的。那是为了我，而且只是为了我。我很爱一个人，我们已经同居了两年多，她对我一直很忠实，不过我知道我并不是她非要不可的。假如我离开她，她大概会有点儿不快活，但是决不会上演什么惨剧。她会跟别人结婚，生儿育女。告诉你这件事，我实在做得很蠢。我是在把回答的话放在你的嘴边。但是因为我一直都在说真话，所以要是我告诉你，失去她对我说来就是死的开端，也许你会相信。我不是请求你讲道理（道理完全在你那边），也不是要你发慈悲。慈悲是一个太大的词，不合乎我的情况。再说，我好歹也不特别值得你发慈悲。我想，我现在所要求你的，实际就是要你忽然一下不讲道理，异乎寻常。我希望你（我在这个词上很踌躇了一下，最后写下来还是不大对）动感情，在你还来不及思考之前就采取行动。我知道，这样的事情在电话上比远隔八千多英里更容易办。但愿你能回我一份电报，说一声我同意那就成了！”
等我把信写完以后，我觉得仿佛跑完了一段长路，筋疲力尽。我在床上躺下，让凤儿替我烧烟。我说：“他很年轻。”
“谁？”
“派尔。”
“那并不十分重要。”
“办得到的话，我也愿意和你结婚，凤儿。”
“我想是的，不过姐姐可不相信。”
“我刚写信给我妻子，要求她同意和我离婚。我以前始终没有尝试过。事情永远是有希望的。”
“希望大吗？”
“不大，只有几分。”
“别发愁。抽烟吧。”
我抽完了一袋，她开始给我烧第二袋。我又问她道，“你姐姐真的不在家吗，凤儿？”
“我先前告诉过你——她出去啦。”要她蒙受这种追究真相的激情，一种西方的激情，就像对酒精的激情那样，那是荒唐的。我刚才跟派尔一块儿喝了威士忌，因此鸦片烟的效力已经减小了。我说道，“我先前向你撒了谎，凤儿。报馆已经通知了我，要调我回去。”
她把烟枪放下。“可是你不会走？”
“假如我拒绝了，咱们靠什么过活呢？”
“我可以跟你一块儿去。我很乐意去看看伦敦。”
“假如我们没有正式结婚，那对你说来，会是很不舒服的。”
“可是也许你的妻子会和你离婚。”
“也许。”
“不管怎么样，我好歹总跟你一块儿去，”她说。她说的倒是真话，不过我从她的眼睛里看出来，在她再拿起烟枪，动手烧烟泡时，她心里已经开始了一长串思绪。她说道，“伦敦有摩天楼吗？”我就爱她话问得这么天真。她有时候为了客气，为了害怕，甚至为了自身的利益，可能会撒个谎，不过她决不会十分狡猾地把自己的谎话掩饰起来。
“没有，”我说，“要看摩天楼，你得到美国去。”
她飞快地从烟签上瞥了我一眼，表示自己说错了。接下去，她一边捏烟泡，一边又随意闲谈起来，说她到了伦敦要穿些什么衣服，说我们应该住在什么地方，还说到她在一本小说里读到的地铁列车以及双层公共汽车：我们是坐飞机去，还是坐船去呢？“还有那个自由女神像……”她说。
“不，凤儿，那又是美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