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原先以为，我只会离开西贡一星期，但是事实上，我过了将近三星期才回来。
首先，发艳那个地区进去不容易，出来竟然更困难。南定和河内之间，陆路早已给切断，空中运输又不能单为一个记者安排，何况这个记者根本就不该跑到发艳去。
后来，等我到了河内时，记者们正从下面飞来听取最近这场胜利的简报，而送他们回去的飞机上又没有位子给我。派尔在他到达的那天早晨就离开了发艳：他已经完成了他的任务——来跟我谈凤儿的事，没有什么事要使他留下了。五点三十分，迫击炮停止轰击的时候，他还在睡觉，我撇下他去餐厅里喝了一杯咖啡，吃了几块饼干。等我回来，他已经走了。我猜想，他是出去逛逛去了——既然能从南定撑船沿河一路前来，几个狙击手不会使他担心，他这个人对于自己可能给别人带去的痛苦是设想不到的，就如同他对自己可能遭到的痛苦或危险也想象不到那样。有一次——不过那是好几个月以后的事——我忍不住了，把他的脚推进去，我是说推进痛苦中去，我至今还记得他当时怎样转过身，迷茫地望着他那只弄脏了的皮鞋，说道，“我得先去擦一下皮鞋，然后再去见公使。”我那时就知道，他遣词造句已经按着他从约克·哈定书上学来的方式了。不过就他说来，他是诚恳的：一切牺牲全都由别人付出代价，这只是偶然的巧合，直到最后那一晚，倒在通往达科的那座桥下边。
等我回到西贡以后，我才知道，派尔是怎样离开发艳的。我去喝咖啡的时候，他说动了一个年轻的海军军官，让他搭上了一艘登陆艇，等登陆艇完成了一次例行的巡逻任务后，又让他偷偷地在南定上了岸。他很幸运，等他跟着沙眼治疗队回到河内后二十四小时，南定通往河内的那条路就正式宣布被切断了。我到河内时，他已经动身上南方去了，留下一封信在记者营酒吧间侍者那儿，要他转交给我。
“亲爱的托马斯，”他信上这样写着，“我没法告诉你，那天晚上你多么了不起。我可以告诉你，当我走进那屋子去找你时，我心里非常紧张。”（在他撑着小船长时间沿河航行下去时，他心里又如何呢？）“没有几个人会对这件事这样处之泰然。你真了不起。现在，既然我已经向你说明，我不再觉得像先前那样惭愧了。”（难道只有他一个人才有关系吗？我很生气地想着，可是我知道他并不是存心这样的。在他看来，只要他不感到惭愧，整个事情立刻就会愉快点儿——我会感到愉快，凤儿会感到愉快，全世界都会感到愉快，甚至那位经济专员和美国公使也会感到愉快。既然派尔不再感到惭愧了，那么春天就已经到了印度支那。）“我在这儿等你等了二十四小时，但是假如我今天不走，我就没法在一星期内赶回西贡来，而我的实际工作却在南方。我已经告诉主持沙眼治疗队的那些小伙子，请他们来找你——你会喜欢他们的。那是一些很了不起的小伙子，正在干着一项成年男子干的工作。我在你之前先回到西贡，你千万不要担心。我答应你，在你回西贡之前，我不会去看凤儿。我决不希望你往后会觉得我怎样不公正。你的友好的奥尔登。”
又是那句厚颜无耻的假设，认为“往后”我会失掉凤儿。信心也是以美元汇率为依据的吗？我们过去也常说英镑的价值。现在，难道我们不得不谈一场金元恋爱吗？金元恋爱当然会包括结婚、男孩儿和“母亲节”，尽管往后也可能包括里诺或维尔京群岛或是任何一个他们现在去离婚的地方。一场金元恋爱有美好的意图，清白的良心，那么其他的人就全见他们的鬼去吧。可是我的恋爱却没有什么意图：它明白将来会是什么结局。你可以做的就是设法使将来不太难堪，等将来到来时，温和地点明它。在这方面，就连鸦片烟也有它的价值。然而，我始终没有预见到，我不得不向凤儿点明的第一个“将来”，竟会是派尔的死讯。
因为没有什么较好的事情可做，我就去参加了记者招待会。格兰杰当然也在场。
主持招待会的是一个年轻的、过于漂亮的法国上校。他讲法语，由一个小军官担任翻译。法国记者们坐在一块儿，像一支对抗的足球队。上校只顾讲下去，我发觉要专心致志地听上校所说的话很困难：我的心老是转到凤儿和这一个念头上去——假如派尔说得对，我失去了她：那么今后从这儿上哪儿去呢？
翻译说道：“上校告诉诸位，敌人打了一场大败仗，损失惨重——相当于损失了一整营的兵力。残余的队伍正用临时凑起的木筏渡过红河逃窜。他们一直受到我方空军的攻击。”上校用手抹了一下他那整洁的黄头发，挥动着他的指示棒，走着舞步，指点着墙上那些长幅的地图。一个美国记者问道：“法军的损失怎么样？”
上校非常清楚这句问话的意义——这类问话通常是记者招待会开到这个阶段就会有人提出的，但是他停下来，举起指示棒，和蔼地笑着，像一个很受欢迎的教师那样，静等着翻译把这句话译完。然后，他才耐心而含糊地回答。
“上校说，我们的损失并不重大。确切的数字目前还不知道。”
这样的回答一贯是引起麻烦的信号。你会认为，上校迟早总会想出一套方法来应付这班难以驾驭的记者，要不然“校长”就会派手下一个更能于的人来维持秩序了。
“上校当真是向我们说，”格兰杰说，“他有时间清点敌人的死亡人数，却来不及清点自己的吗？”
上校很耐心地又编造了一套回避的话。他也很清楚，有谁再一问就会使他的这套回避的话又站不住脚了。那些法国记者只是默不作声、神色郁闷地坐在那儿。假如美国记者们能逼得上校承认了什么，他们就会赶快一把抓住，但是他们又不愿意加入进去引诱自己的同胞上当。
“上校说，敌军被我们打垮了。在火线后面目前可以清点死亡人数，但是战斗还在进行的时候，你不能指望从前进的法军各部队那儿获得伤亡数字。”
“并不是我们指望，”格兰杰说，“是参谋部到底知道不知道。你是当真告诉我们：各排不立刻用步话机把实际伤亡人数向总部报告吗？”
上校的脾气开始有点儿接捺不住了。我想，他要是一开始就跟我们摊牌，坚决地对我们说，他知道伤亡数字，但是他不愿说，那么情况就不会这么尴尬了。说到头，这是他们的战争，不是我们的。上帝并没有给我们什么特权，可以要求他说出实际情况来。我们并不用去和巴黎的左派议员们斗，也不用在红河与黑水河之间跟胡志明的部队战斗。我们并没有人死亡。
上校突然脱口说出这个消息，说法军的伤亡人数是一比三，一说完就转身背对着我们，气汹汹地睁大眼睛望着地图。这些送了命的人是他部下的士兵，他的同僚军官，是他在圣西尔的同班同学——并不是格兰杰心里的数目。这时，格兰杰说道：“现在咱们总算有点儿眉目了，”一面朝四下看看他的同行，一脸痴痴呆呆的得意神气，那些法国记者全都低着头，很沮丧地记录下这则消息。
“这个伤亡比例可以说比朝鲜战场上的大，”我故意装作不了解，这么说，不过我却给格兰杰提了一个新线索。
“请你问问上校，”他说，“法军下一步打算怎么办？他说敌人正在渡过黑水河逃窜……”
“红河，”翻译纠正他说。
“我可不管河水是什么颜色。我们想要知道的就是，法军现在打算怎么办。”
“敌人正在逃窜。”
“他们到了河对岸，情况又怎么样？你们又打算怎么办呢？你们是不是就打算坐在河这边，宣布说战事已经结束啦？”法国军官们郁闷而耐心地听着格兰杰咄咄逼人的嗓音。现在做军人，还得忍气吞声才成。“难道你们打算投些祝贺圣诞节的圣诞卡去给他们吗？”
上尉小心谨慎地翻译了这句话，连“artesdenoel”这几个字也照译出来了。上校向我们冷冷地一笑。“不投圣诞卡，”他说。
我想，上校的年轻俊俏这一点特别使格兰杰不快。这位上校不是一个有男子气概的男人——至少在格兰杰看来不是。格兰杰又说道：“你们总不打算投什么别的吧。”
上校忽然讲起英语来，他的英语很好。他说：“要是美国答应给我们的供应到了，我们就有更多的东西可投啦。”他这人尽管看来很漂亮，头脑却倒是很简单。
他竟然相信一个新闻记者会更关心他祖国的荣誉，而不只顾采访新闻。格兰杰很尖锐地说道（他做事相当能干，脑子里把日期都记得很熟），“你是说答应在九月初运来的供应品全都没有运到吗？”
“没有。”
格兰杰这一下可得到他要的新闻了：他连忙写起通讯稿来。
“我很抱歉，”上校说，“这是不能在报上发表的，只能作为参考的背景材料。”
“但是，上校，”格兰杰抗议，“这是新闻呀。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可以给你们帮忙。”
“不，这是得让外交官们去交涉的问题。”
“发表出来又有什么害处呢？”
那些法国记者这时候全茫然不解了：他们只会说很少几句英语。上校打破了惯例。几个法国记者气愤愤地一起抱怨起来。
“有没有害处，我没有资格判断，”上校说。“也许美国各报会说：哦，法国人总是在抱怨，总是在乞讨。而在巴黎方面，共产党人又会指责说，法国人正在替美国流血卖命，美国连一架用旧了的直升飞机也不派来。这种新闻发表了没有什么好处。到头来，我们还是得不到直升飞机，敌人还是在那边，离开河内不过五十英里。”
“至少我可以发表说，你们急需直升飞机，可以吗？”
“你可以说，”上校说，“六个月前，我们有三架直升飞机，现在，我们只有一架。一架。”他带着一种惊异而愤懑的神情又说了一遍。“你可以说，要是一个人在这场战斗中受了伤，并不是受了重伤，只是受了伤，他心里很明白，他大概已经完蛋啦。躺在担架上十二小时，或许二十四小时，才给人抬上救护车，道路又极糟，车子也许会出毛病，也许还会碰上一次埋伏，结果就生坏疽死去。倒不如当时就给打死还好受些。”法国记者们都把头伸向前去，想听明白上校说的是些什么。
“你可以把这些全都写下，”上校说，因为他形体优美，所以反而显得更加怨恨。
“interpretez，”他吩咐说，说完就大踏步走出房去，撇下那位上尉来做一件他很不熟练的工作：从英语翻译回法语。
“正戳中他的痛处了，”格兰杰十分得意地说，他马上跑到酒吧旁的一个角落里去草拟他的电报稿。我的电讯没有一会儿也写好了：在发艳，我写不出什么那些新闻检查官会放行的东西。假如值得报道的新闻很好，我本可以飞到香港去，由那儿发电报，但是有什么新闻值得去冒被驱逐的危险呢？我很怀疑。要是给他们驱逐出去，我这一辈子可就完了。那将是派尔的胜利，但是等我回到我住的旅馆，在信箱里等着我的，正是他的胜利，我的结局——是一封祝贺我升职的电报。但丁当年始终没有想到这样施加压力去惩罚他诗篇中受到谴责的情人。保罗从来没有被提升进入“炼狱”。
我上楼去，回到我那间空荡荡的、冷水龙头漏水的房间里（在河内是没有热水供应的），在床边一屁股坐下，那一大束蚊帐像一团乌云似的在我的头上膨胀开来。
报馆要我回去担任新的外交事务编辑，每天下午三点半去上班，在伦敦黑修道士车站附近那座阴沉沉的维多利亚时期的大楼里，电梯口挂着一幅索尔兹伯里爵爷的饰板像。他们把这个好消息从西贡转到河内来了，我不知道这消息是否已经传到了凤儿的耳里。我从此就不再做记者了：我得去发表意见，而作为这个空洞特权的报酬就是，剥夺我跟派尔竞争的最后希望。我有经验，可以对付派尔这个脸皮娇嫩的小青年，在男女两性之间的花招上，年龄也是一张王牌，就和青春一样，但是如今，我连再竞争十二个月这个有限的前途也提不出来了，而前途却是王牌。我嫉妒那些受到惩罚在这里送死的、最思念家人的军官。我真想大哭一场，但是欲哭无泪，我的泪管就和这里的热水管一样干枯。哦，让他们有家吧——我只要我在卡蒂纳街的那间屋子。
在河内，天黑以后就很冷，灯光也不及西贡的明亮，比较配合这里妇女颜色较深的衣服和战争这一事实。我沿着冈贝塔街走到和平酒吧去——我不愿意到大都会酒店去跟在那儿喝酒的法国高级军官、他们的妻子和女友一块儿喝酒。等我快走到酒吧时，我听到了远远的大炮声，是朝和平府那个方向发去的。白天，有车辆往来，听不见炮声，可是现在，一切都很寂静，只听见车铃声丁丁当当，那是三轮车夫拼命在兜生意。皮埃特利还坐在他的老地方。他生着一个古怪的长脑壳，高踞在肩头上，活像一只梨子摆在碟子里，他是一个警官，娶了一个美貌的东京女人。这和平酒吧就是他女人开设的。他也是一个并不特别想回老家的人。他是科西加岛人，不过他比较喜欢马赛，至于拿马赛跟河内比，他愿意任何一天都坐在冈贝塔街的人行道上：他更喜欢他这个宝座。我不知道他是否已经知道我这封电报的内容了。
“来赌一下，怎么样？”他问。
“干吗不来呢？”
我们掷起骰子来。在我看来，我离开了冈贝塔街和卡蒂纳街，喝不到这种淡淡的味美思黑茶和鸡尾酒，听不见这种普通的掷骰子的声音，看不见大炮的火花像一只大钟的时针那样在天边转来转去，我就似乎不可能再活下去了。
我说：“我快要回去啦。”
“回家吗？”皮埃特利问，一面掷出了一个：四一一点来。
“不是。是回英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