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饭后，我在卡蒂纳街我的房间里坐下来等派尔，他说过，“我最迟十点钟左右来找你。”等到半夜以后，我再也坐不住了，于是下楼走到街上去。许多穿黑裤子的老婆子坐在楼梯口：那会儿是二月，我想她们是嫌床上太热了吧。一个三轮车夫慢吞吞地蹬着车向河边驶去。我可以看见在他们卸新到的美国飞机处灯火通明。
长街上四处都见不到派尔的踪影。
当然，我心想，他可能是在美国公使馆有什么事一时走不开，不过那样的话，他早就会打电话到餐馆去了——他对这些小节一向很在意。我转身要回进屋子去，一眼看见一个姑娘在隔壁门口等人。我看不见她的脸，只看见那条白绸裤子和那件有花的长旗袍，可是看见这些我已经知道她是谁了。她以前就常常在这个时候站在这个地方等我回家。
“凤儿，”我说——这意思是凤凰，不过如今一切全都不再是寓言般的，火后余灰中也不再有凤凰出现了。她还没来得及告诉我，我已经知道，她也在等派尔。
“他没有来。”
“jesals.jetalvuseulghfenetre.”
“你还是上楼去等吧，”我说。“他这就要来啦。”
“我可以在这儿等。”
“最好别在这儿。警察会把你逮去的。”
她跟我上了楼。我想到自己可以说出来的几个有刺儿的、不愉快的笑话，可是她的英语和法语全都不够好，不会懂得我的嘲讽。说也奇怪，我并没有想要伤她心的意思，甚至也没有想要伤我自己心的意思。我们走上楼梯口的时候，那些老婆子都转过头去。等我们刚走过，她们的嗓音又一起一伏，仿佛一块儿在唱歌似的。
“她们在说些什么？”
“她们以为我又回来了。”
在我房间里，几星期以前中国新年时，我陈设的一盆树，上面的黄花大半都已经落下了。它们落在我打字机的键缝里。我把那些花瓣一片片掏出来。“tuestroublo”凤儿说。
“这不像他的为人。他一向挺守时间。”
我解下领带，脱掉鞋子，在床上躺下。凤儿点着了煤气炉，动手烧水泡茶。这情景就跟六个月前差不多。“他说你不久就要走了，”她说。
“也许。”
“他很喜欢你。”
“得啦，我可不稀罕，”我说。
我看到她正在改变她的头发式样，让那一头黑发一直披到肩上。我想起以前她的头发梳得很考究，她以为那才像个大户人家的女儿。派尔有一次批评过那种发式。
我闭上眼睛，她又和过去一模一样了：烧开水，叮铛响着拿茶杯倒茶，夜间某一时刻的需要，而且保证我可以一夜休息得很好。
“他这就快来了，”她说，仿佛他不来，我需要安慰似的。
我不知道，他们两人在一起时，究竟谈过些什么。派尔为人很认真。他那一大套关于远东的演讲，我早受够了。说到远东，他在远东待的月份跟我待的年数差不多。民主主义是他的另一个话题——他对于美国在为全世界所做的事情的那一套看法，说来很明确，很令人气恼。凤儿呢，她又天真无知得出奇，要是我们在谈话中偶然提到希特勒，她就会插嘴问希特勒是什么人。要跟她说清楚，那就更困难了，因为她从没见过一个德国人或是一个波兰人，对于欧洲的地理只有一点儿最模糊的知识，尽管关于玛格丽特公主，她知道的当然比我多。这时候，我听见她把烟盘在床头放下。
“他仍旧爱你吗，凤儿？”
跟一个安南女人上床睡觉，就像带一只小鸟睡觉一样。她会在你的枕边吱吱地叫呀唱呀。有一个时期，我曾经觉得没有一个安南女人的嗓音有凤儿的这么好听。
我伸手过去，摸摸她的胳膊——安南女人的骨头也像鸟儿的那么脆弱。
“是他来了吗，凤儿？”
她大声笑了。我听见她划着一根火柴。“在恋爱吗？”——也许恋爱是一个她不懂的词语。
“要我给你烧一袋烟吗？”她问我。
等我睁开眼睛的时候，她已经点亮了烟灯，烟盘也已经摆好了。在她皱着眉头，凑近灯火，全神贯注地烧着一小粒鸦片烟泡时，她手上的烟签滴溜溜地转着，烟灯的光把她的皮肤照成了深黄的琥铂色。
“派尔至今还不抽这个吗？”我问她。
“不抽。”
“你应该让他抽上瘾，要不他就不回家来了。”这是她们中的一种迷信，认为一个情人只要抽鸦片，就总会回来，哪怕他跑到法国去。抽上鸦片，一个男人的性功能也许会受到损害，不过她们总是宁愿有个忠实的情人，那方面差一点也没关系。
这会儿，她正把那个小小的烧热了的烟泡紧贴在烟斗边上捏着。我已经可以闻到鸦片的香味了。没有什么香味比得上它的。床边，我的闹钟指到了十二点二十分，不过我的紧张已经过去。派尔已经逐渐消逝了。在凤儿全神贯注，弯身在烟灯上照料着那柄长长的烟枪，像照料一个孩子那样时，烟灯照亮了她的脸。我很喜欢我的烟枪：两尺多长的一根笔直的竹筒，两头都嵌有象牙。竹筒往下三分之二的地方就是烟斗。它像一朵翻转的旋花，凸圆的周边因为经常揉捏鸦片，已经磨擦得又光又黑了。这时候，她把手腕一转，把烟签插进烟斗的小眼去，把烟泡装上，又把烟斗在烟灯上转过来，握定烟枪，等我去拍。我吸着时，烟泡就流畅地微微起着泡沫。
老烟鬼一口气能抽下一袋烟，我可不成。我总要几口气才抽得完。一拍完，我就直挺挺地躺着，脖子靠在皮枕头上，让她去安排第二袋烟。
我说，“你知道，真个的，事情非常明白。派尔知道我临睡前要拍几斗烟。他不愿意打扰我。清早，他自然会上这儿来的。”
烟签插进了烟斗，我又抽了第二袋。在放下烟枪时，我说，“没有什么可担心的。压根儿没有什么可担心的。”我呷了一口茶，一手摸着她的灾收窝。“你离开了我以后，”我说，“幸好我可以靠这个混混。奥尔梅街那边有一家好烟馆。我们欧洲人多爱大惊小怪啊。你不应该跟一个不抽烟的男人同居，凤儿。”
“可是他要和我结婚，”她说，“就快啦。”
“当然，那又是一回事。”
“要我再给你烧一袋吗？”
“好”
我心想，要是派尔一直不来，她这一晚会不会答应跟我睡觉，不过我知道等我拍了四袋烟后，我也就不再需要她了。当然，感到她睡在床上，大腿挨着我，那也很惬意——她总是仰着睡。早晨一觉醒来，我就可以拍上一口，也免得一个人寂寞。
“派尔现在不会来了，”我说。“就待在这儿吧，凤儿。”她把烟枪递给我，摇摇头。等我把那袋烟抽下后，她在不在我身边已经没有多大关系了。
“派尔为什么不来呢？”她问。
“我怎么知道？”我说。
“他是去找泰将军了吗？”
“我也不会知道。”
“他曾经告诉我，要是他不能跟你一块儿吃晚饭，他就不会上这儿来。”
“别担心。他会来的。再给我烧一袋烟吧。”在她俯身凑近烟灯时，我想起了波德莱尔的这首诗：“moflenkfi，……”下文是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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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面河边停泊着许多船只，“donthumeurestvagabonde.”我想，要是闻闻她的皮肤，那一定带有淡淡的鸦片烟香味，她的肤色也正像烟灯的小小火焰的。她衣服上绘的这种花，我在北方那些小河边曾经看见过。她像一片芳草那样天真自然，我真不愿意丢下她回老家去。
“我要是派尔就好了，”我大声说，不过我这会儿感到的痛苦是有限的，还忍受得住——这是抽了鸦片的好处。有人在房门上敲了一下。
“是派尔，”她说。
“不。他不是这样敲门的。”
有人急躁不耐地又敲了一下。她很快地起床，碰到了那棵开黄花的小树，花瓣又纷纷落在我的打字机上。房门开了。“福勒先生，”一个人大声喊着。
“我就是福勒，”我说。来的是一名警察，我才不会为一名警察起身哩——即使不抬起头来，我也看得见他穿的卡其短裤。
他用几乎使人听不懂的越南法语解释说，公安部门要我立刻去——马上——快去。
“是法国公安部门还是越南公安部门？”
“法国的。”在他嘴里，“法兰西”这个词听起来就像“佛朗松”。
“为了什么事？”
他不知道：他只是奉命来叫我去。
“toilllssi，”他向凤儿说。
“跟女士说话，你得客气点儿，”我对他说。“你怎么知道她也在这儿？”
他只是重复了一遍，说这是他奉到的命令。
“天亮后，我就来。”
“suriechung，”他说，这是一个穿得齐齐整整、相当固执、身材矮小的家伙。
跟他争吵并没有什么用，于是我就起来，打好领带，穿上鞋。在这儿，什么都是警察说了算：他们可以收回我的通行证，他们可以禁止我参加记者招待会，只要他们乐意，他们甚至可以拒绝发出境证给我。这些都是公开、合法的办法，而在一个正在打仗的国家里，合法并不是必不可少的。我就认识一个人，他的厨子突然无缘无故地不见了——他四处找寻，找到越南公安部门去，那里的警官告诉他，他的厨子给找去询问过后已经获释了。厨子家里的人从此就没有再看见过他。也许他已经参加了共产党，也许他已经给征募进了一支私家军队。这种私家军队在西贡附近很多——不是和好教军，就是高台教军，再不就是泰将军的部队。也许，他给关在一座法国人的监狱里。也许，他正在华侨聚居的堤岸那一带靠姑娘们大发横财。也许，在他们盘问他的时候，他的心脏病发作了。我说，“我可不走着去。要我去，你得花钱叫一辆三轮车。”一个人得保持自己的尊严。
这就是我何以到了公安部门，拒绝那个法国警官敬我香烟的缘故。抽了三袋鸦片后，我觉得脑子清楚、灵活：容易作出这类决定，不至于一下忘却主要的问题——他们找我来，想从我这儿得到什么呢？以前，在几次宴会上，我会见过维戈特——我注意到他，因为他看来过分疼爱他的太太。那位太太不大理睬他。她是个装饰华丽而俗气的金发女人。这时候已经是半夜两点钟，维戈特还坐在香烟烟雾中，疲倦、颓唐，又热又闷，头上戴着绿色遮光罩，桌上摊开一本帕斯卡的作品，用以消磨时间。当我拒绝离开，容他单独询问凤儿后，他立即让步，只叹了一口气，这也许是表示他对西贡，对这闷热的天气，或是对整个人间情况全都感到厌倦了。
他用英语说道，“很对不住，我不得不请你来。”
“我不是给请来的，是奉命来的。”
“哦，这些本地的警察——他们不懂事。”他的两眼盯住了《冥想录》的一页，好像他仍然全神贯注在那些伤感的议论上。“我想问你几个问题——是关于派尔的。”
“你最好问他本人。”
他转脸对着凤儿，用法语严厉地讯问她。“你跟派尔先生同居了多久啦？”
“一个月——我记不太清楚啦，”她说。
“他付给你多少钱？”
“这一点你没有权问她，”我说。“她不是可以用钱买的。”
“她过去跟你同居过，是吗？”他突然这样问。“同居了两年。”
“我是一个新闻记者，是来报道你们的战争的——这就是说，要是你们允许我报道的话。可别要求我也向你们刊登流言蜚语的报纸投稿。”
“关于派尔，你知道点儿什么？请回答我的问题，福勒先生？我并不想问。不过这事相当严重。请你相信我，事情很严重。”
“我不是一个告密的人。关于派尔，我能告诉你的，你全都知道。年龄：三十二岁，在美国经济援助代表团工作，国籍：美国。”
“从你的口气听来，你是他的一位朋友，”维戈特说，眼光从我又移到了凤儿身上。一个本地警察走进来，送来三杯清咖啡。
“你们还是情愿喝茶吧？”维戈特问。
“我是一位朋友，”我说。“为什么不该是呢？总有一天，我要回老家去，对吗？我又不能带她回去。她跟他待在一块儿也挺好。这是一个合理的安排。而且他还要和她结婚，他这么说。他是很可能这么做的，你知道。按他的为人讲，他很不错。严肃认真。不像大陆酒店里那些大声吵闹的王八蛋。是一个文静的美国人，”我这样确切地对他下断语，就像我可能会说“一只蓝色的蜥蜴”，“一只白色的大象”那样。
维戈特说，“是的。”他似乎在他的桌子上寻找词句，好仿效我这样确切地来表达他的意思。“一个很文静的美国人。”他坐在那间闷热的小办公室里，等待我们俩谁先说话。一只蚊子嗡嗡地飞来叮人，我注意看看凤儿。鸦片烟能使人心思敏捷——也许就因为它能安定神经，稳定情绪。一切事情，即使是死亡，似乎全都不重要了。我想，凤儿还没有注意到维戈特的凄凉、决绝的语调。她的英语很差，一面坐在那张办公室硬椅子上，一面还耐心地等待着派尔。那时候，我已经放弃等待了。我看得出维戈特把这两种情况全都看在了眼里。
“你第一次是怎么遇见他的？”维戈特问我。
我为什么该向他解释说，是派尔遇见我的呢？去年九月，我看见他穿过广场，向大陆酒店的酒吧间走来：一看就知道是一张年轻而毫无经验的脸，突如其来地出现在我们眼前。两条过于瘦长的腿摇摇晃晃，一头划船队员式的短发，一双大眼睛，看起人来一派大学生神情，他似乎决做不出什么害人的事情。街边的餐桌那会儿大半都坐满了。“您不介意吧？”他严肃而谦恭有礼地问。“我姓派尔。是初次到这儿的，”他拉开一把椅子坐下，叫了一杯啤酒。然后，他很快地抬起头来，向中午耀眼的天空张望。
“是一枚手榴弹的爆炸声吗？”他激动而满怀希望地问。
“很可能是一辆汽车的轮胎爆炸，”我这么说，突然又对他的失望感到过意不去。一个人很快就会忘记自己的少年时代：以前，我曾经对于人们找不出更好的名称而叫作新闻的东西，很感兴趣。但是手榴弹爆炸在我早已平淡无奇了，它们是本地报纸列在最末一版的新闻——昨儿晚上在西贡发生了多少起，在堤岸发生了多少起。这种事在欧洲如今根本就上不了报。大街那头这时候走来了几个很逗人爱的身材扁平的娘儿们——白绸裤子，又长又紧、有粉红色和紫色花样的短上衣，衣衩开到大腿以上。我注视着她们，知道我将来永远离开这一带地方时，准会怀念她们的。
“她们很逗人爱，是吗？”我一边喝啤酒一边说。派尔在她们沿卡蒂纳街走去时，粗略地瞥了她们一眼。
“哦，的确，”他满不在意地说：原来他是一个十分严肃的人。“公使很关心这些手榴弹爆炸事件。”他说，“假如闹出一件事来，那会很尴尬的，——我是说，假如涉及到我们一个人的话。”
“涉及到你们一个人？是呀，我想那样事情就严重了。国会可不会乐意的。”我何苦要戏弄这个天真无知的人呢？也许不过十天以前，他还从波士顿的公地上走回家去，怀里抱满了关于远东和中国问题的书籍。那是他动身上这儿来前赶着在读的。这会儿，他甚至没有听见我说的话：他早已一心专注在民主的难题和西方的责任上了。不久以后我才知道，他是决心要来做些好事的，不是对哪一个人，而是对一个国家，一个大陆，一个世界。是的，他可以说是正得其所哉，要来改良整个宇宙。
“他这会儿在停尸房里吗？”我问维戈特。
“你怎么知道他死了？”这是个警察的愚蠢问话，配不上这个读帕斯卡文章的人，也配不上这个特别疼爱自己妻子的人。一个人没有敏锐的洞察力，就不会谈爱情。
“没有犯什么罪吧，”我说。我心里想他果真死了。难道派尔不是一向自行其是的吗？这时候，我查看了一下自己的情绪，甚至是受到一个警察的怀疑所感到的憎恨，可是什么也没有。除了派尔外，谁也不该负什么责任。我们全都死了，是不是更好点儿呢？鸦片烟在我内心里这么推论着。但是我审慎地看看凤儿，因为这件事对她说来，是很不好受的。她以她的方式一定很爱他：她难道没有喜欢过我，后来又离开我到派尔那儿去吗？她自动喜欢上了青春、希望和严肃认真，现在这一切又比上了年纪和令人失望的我使她更加痛苦。她坐在那儿，望着我们两个人。我觉得她还没有明白出了什么事。也许在事情没有完全暴露出以前，我能设法把她带走，那也许会是一件好事。我准备回答任何问题，只要我能使这次审问含含糊糊地很快就结束，我就可以稍缓一点儿私下里再告诉她，不在一个警察的眼面前，离开办公室的这些硬椅子，离开好些蛾子绕着飞的这只没有灯罩的灯泡。
我向维戈特说道，“你想知道的是我在哪一段时间的活动？”
“六点到十点的那一段时间。”
“六点钟，我在大陆酒店喝酒。那里的侍者们会记得的。六点四十五分，我走到河边码头上去看美国飞机从船上卸下来。我在美琪大饭店的门口碰见了美联社的威尔金斯。后来，我就进了隔壁那家电影院。他们也许还想得起——我买票时他们得找我一些钱。从电影院出来，我叫了一辆三轮车去老磨坊酒家——我想我是八点半左右到那儿的——独自一人吃晚饭。格兰杰当时在那儿——你们可以问问他。随后我又坐了三轮车回家，那时大约是九点三刻。你们或许可以找到那个三轮车夫。十点钟，我正在等派尔来，可是他没有来。”
“你为什么在等他？”
“他打过电话给我，说他得见我，有点儿要紧的事。”
“你知道是什么事情吗？”
“不知道。件件事在派尔看来全都是要紧的。”
“还有他的这个女人呢？——你知道她那时候在哪儿吗？”
“午夜的时候，她在外边等候他。她很着急。她什么也不知道。哟，你难道瞧不出吗，就连这会儿她还在等他。”
“我瞧得出，”他说。
“你总不会当真认为，我出于嫉妒把他杀了——或是她为了什么而杀了他吧？他就快跟她结婚啦。”
“对”
“你们在哪儿发现了他？”
“在通往达科的那道桥下面的水里。”
老磨坊酒家就在那道桥旁边。桥上有武装的警察，酒家还装有一道铁栅，使手榴弹扔不进去。晚上，走过那道桥是不安全的，因为河那边天一黑就是越盟的世界。
这么说来，我昨儿晚上吃饭的时候一定离开他的尸体还不到五十码。
“问题是，”我说，“他的社会关系太复杂了。”
“说实在的，”维戈特说，“我一点儿也不难受。他惹的乱子真不少。”
“愿上帝永远保佑我们，”我说，“不碰上一些天真的老好人。”
“老好人吗？”
“是呀，老好人。就他的为人而言。你是一个天主教徒，不会赏识他的那一套作风的。不管怎么说，他反正是一个倒媚的美国佬。”
“请你辨认一下尸体，成吗？很对不住。这是一件例行公事，一件令人不很愉快的例行公事。”
我没有操心问他，为什么不等美国公使馆的人来。这点道理我早明白了。用我们冷漠的标准来衡量，法国人的方法是有点儿老式的：他们相信良心，犯罪感，应该让一个罪犯面对他的罪行，说不定他会垮下来，露出破绽。我再次告诉我自己：我是无辜的，同时维戈特走下石级，到冷冻机嗡嗡响着的地下室去。
他们把他拖出来，像拖一盘冰块那样。我留心察看了一下。几处伤口已经冻结起来，很平滑。我说，“你瞧，这些伤口在我面前并没有再裂开。”
“要评论上几句吗？”
“这不是你们的目的之一吗？用一件实物来考验一下。但是你们已经把他冻僵啦。在中世纪，可没有很强的冷冻设备啊。”
“你认得出是他吗？”
“哦，当然认得出。”
他这时候看起来更不正常：他应该待在家里的。我在他的一本家庭照相簿上看见过他，在一个度假农场上骑马，在长岛海滨游泳以及跟同事们在一座公寓第二十三层楼上的合影。他理应生活在摩天大楼和直达电梯，冰淇淋和纯马提尼酒：午餐喝牛奶，在商业大楼里吃鸡三明治那样一种生活里。
“他并不是因为这个伤口死去的，”维戈特指着胸膛上的一个伤口说。“他是在烂泥里给闷死的。我们在他的肺里发现了污泥。”
“你们办事倒挺快呀。”
“在这种气候里，不得不快。”
他们把尸体推回原处，关上了门。门上的橡皮边低沉地响了一声。
“你根本帮不了我们一点儿忙吗？”维戈特问。
“一点儿忙也帮不了。”
我和凤儿一路朝我的住处走回去。我这时候不再端起来了。死神带走了虚荣心——妻子跟了别人，做丈夫的决不可以露出一点儿痛苦来，可是我当时连这点儿虚荣心也没有了。凤儿还不明白是怎么一回事，我又没有本事慢慢地、心平气和地告诉她。我是一个新闻记者：脑子里想到的尽是新闻大标题。“美国官员在西贡遭人杀害。”在报馆里工作的人不知道怎样把坏消息告诉人，就连这会儿，我还不得不想到我的报纸，不得不问她：“在电报局停一下，成吗？”我让凤儿站在街上，一个人进去发了电报，又出来回到她身旁。这不过是做一种姿态：我很明白，那些法国记者早已得到消息了，或者就算维戈特不偏心的话（这很可能），那么新闻检查官也会扣下我的电报，直等到法国记者们的电报发了再发。我的报纸会先收到一条巴黎发出的电讯。并不是因为派尔这个人很重要。要是把他的真实经历详详细细地发回去，说他死前至少对五十条人命负责，那又不成，因为那会损害到英美的关系，美国公使会很不高兴的。公使对派尔非常器重——派尔得过一个好学位——是那种只有美国人才可以得学位的科目：也许是公共关系或舞台技巧，甚至也许是远东问题（这一类书他读过很不少）。
“派尔在哪儿？”凤儿问我。“他们找你干什么？”
“先回家去，”我说。
“派尔会来吗？”
“他可能会来。”
那些老婆子还在楼梯口聊天，那儿比较凉快。等我打开房门后，我立刻看出我的房间已经被人搜查过了：一切都比我离开时更为整齐。
“要再抽一袋烟吗？”凤儿问。
“好吧。”
我解开领带，脱下鞋。插曲已经过去：这一夜几乎又跟平常一样了。凤儿蹲在床头点着了烟灯。monenfant，masoeur——琥珀色的皮肤。sadoucelanguenatale。
“凤儿，”我说。她正在烟斗上捏烟泡。“estmort，凤儿。”她手里握着烟签，抬脸望着我，像一个孩子那样聚精会神，皱着眉头。
“pyk68tmart，asssssllle.”
她放下烟签，往后坐在脚后跟上，望着我。没有哭喊，没有眼泪，只是沉思——是一个人不得不改变生活的全部进程时的那种长久、私下的沉思。
“你今儿晚上最好就住在这儿，”我说。
她点点头，又拿起烟签来，开始烧鸦片。抽了鸦片后，我平时总熟睡上一会儿，至多睡上十分钟，也好像休息了一整夜。那一晚，我从一次这种熟睡中醒来，发觉我的手又放在过去夜晚常放的地方，在她的两腿之间。她睡着了，我几乎听不见她的呼吸声。经过了这么多个月后，我又一次不再是孤孤单单的了，但是我突然生起气来，想到维戈特戴着遮光罩坐在公安局里，想到美国公使馆走廊里静悄悄的，一个人也没有，又想到我的手抚摸着温软光滑、没有汗毛的皮肤，“难道真正关心派尔的就只有我一个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