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观上述,“八病说”在运用四声和声母韵母来制约、规范五言诗向严格的格律诗发展上起到了十分积极的作用。这也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重大发展,其深远影响,不可低估。然而,“八病说”毕竟讲究太过,束缚太甚,有的提法比较笼统模糊甚至矛盾,因此,初唐以来诗人们并非完全遵循其说,而是择善而从,善于变通,不拘泥于定论。比如前述李频《渡汉江》一诗,押韵、平仄、对粘完全符合律绝规定,从“八病说”角度看,却犯了“鹤膝病”,但具体如何指向,时人与后人也有不同的解释,《渡汉江》中的“绝”与“怯”虽都是入声,但前者属屑韵,后者属洽韵,韵部不同。据此,这也可能是该诗作者对沈约理论并不完全认同的表现。
再以诗歌豪迈,个性鲜明,具有突出浪漫主义特色的李白为例,在“以词害意”情况下,当然不会受沈约主张的约束,他的《静夜思》第三句的第二字与第四字同是上声,都落在节奏点上,虽不妥,仍拗。但是,以李白《秋浦歌》第八首为例: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
不知明镜里,何处得秋霜?此诗一反《静夜思》,从“八病说”观点看,简直无可挑剔,看来李白作诗同样会受到沈约理论的一定影响。
齐梁时代是“永明体”促使古体诗向格律诗发生重大转折的时期,虽说沈约理论是针对五言诗,但必然也会深刻地影响七言诗从早期柏梁体的原始风貌向严谨格律化的重大转变。其特征除了音律谐调,对偶工整,还与博奥典重的晋宋诗风有所不同,总体上呈现出清丽流畅的平易风格,这也应归功于沈约提倡“易见事”、“易识字”、“易读诵”的诗歌“三易说”。
沈约本人也说:“宫商之声有五,文字之别累万,以累万之繁,配五声之约,高下低昂,非思力所学。又非止若斯而已,十字之文,颠倒相配,字不过十,巧历已不能尽,何况复过于此者乎?”(《答陆厥书》)八病提倡者尚畏难而不能全部遵守,何况他人呢?事实上,自唐以来,许多诗人对八病说的“见贤思齐,从善如流”,正是采取了一分为二的正确态度,这是完全值得肯定的。清康熙帝曾说:“沈约之声韵,后人不无訾议。”此评是比较公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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