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封方面,自北宋开宝五年冬至开宝七年春(972—974),赵匡胤先后任命薛居正、吕余庆出任剑南水陆转运使,川蜀水陆计度转运使,着手进行南唐之战的战略物资及后勤保障的准备。
北宋开宝七年(974)冬十月,当宋军已经在南伐的途中时,李煜仍在做最后的外交争取,希望继续用金钱换取赵匡胤的罢兵。李煜派弟弟蒋国公李从镒出使开封,进贡帛二十万匹,白金二十万斤。
李从善还在开封滞留未归,李煜又派李从镒北行。于李煜而言实在情非得已,当然这也是他最后一次的外交努力。李从镒出发不久,李煜又派潘慎修入贡买宴,东拼西凑,只拿得出帛万匹,钱五百万而已。
但一切为时已晚,经历一系列外交努力失败后,赵匡胤感到厌倦了,决定武力攻打南唐。在讨伐檄文中,赵匡胤洋洋洒洒把几年来的不爽一吐为快,称李煜一面称臣,一面偷偷修缮城墙、招募士卒,《全宋文》载“……修葺城池,选练军旅,教习战阵,抽点乡兵,为拒捍之计谋,作攻守之准备”,又故作痛心疾首状,称“朝廷养寇垂二十年,心狠貌恭”,如今迫不得已出兵云云。
十月,宋军正式南下进攻南唐。宋军共分三路,东路吴越王钱俶派军自杭州北上策应,西路王明为池、岳江路巡检,主要作用是牵制湖口的南唐军,保障主力东进。中路为攻打南唐的主力,由曹彬、潘美率水陆军十万自江陵(今属湖北)沿长江东进。
吴越国丞相沈虎子曾劝谏钱俶道:“江南是我国的屏障,怎么能自己毁掉,将来如何保存社稷?”但是钱俶决心已定,于是下令罢免沈虎子,并亲自带兵进攻南唐,用实际行动向赵匡胤证明自己的忠心耿耿。
赵匡胤即位之初,北宋有军队十二万。北宋太平兴国三年(978)前后,击败南唐以后,北宋大约有军队三十七万八千人,其中禁军马、步军人数合起来大约十九万三千人。鉴于后晋的前车之鉴,赵匡胤用于防范契丹、北汉的军队起码有一半以上,再加上驻扎在其他地区的军队不能调动,北宋基本上把能打的军队全部拉出来,用于进攻南唐。
军队的战斗力从来都是打出来的,北宋初期的军队连续征战四方,即便是二线部队,也可以做到“闻战而进,遇险不退”。此时的南唐,自柴荣用兵淮南后,又已经是二十多年不闻兵戈,“老将已死,主兵者皆新进少年”。经历过淮南之战,勇猛善战,带兵有法,号称名将的洪州节度使林仁肇也已在战争爆发前一年就被李煜鸩酒毒杀。关于李煜为何要杀林仁肇,马令和陆游的说法不一致(前者说皇甫继勋、朱令赟等人举报他勾结赵宋想在江西自立为王,后者则说李煜中反间计)。
宋军进攻南汉期间,林仁肇曾向李煜献策先发制人,由他带兵偷袭淮南。他提议说:“若担心势不能敌,于国不利,可在我起兵之日,将我眷属拘捕下狱,然后再向宋廷上表,指控我窃兵叛乱。事成,国家或可收益;事败,我甘愿受杀身灭族之祸。”
但这样的建议真的可行吗?
南唐严重缺乏战马,在淮南平原作战,缺乏骑兵的南唐军队与北宋相比处于绝对劣势,除非是守城,这一点在周世宗柴荣征伐淮南的时候已经显露无疑。南唐唯有依靠水军沿江防守,或可自保图存。按照林仁肇的建议贸然进攻宋朝已经稳固统治十多年的淮南,与以卵击石无异。
李煜性格仁厚,在位十五年,诛杀的大臣寥寥无几。林仁肇带兵有方,也甚为陈乔所看重,为何被杀,史书中语焉不详且前后矛盾。所谓赵匡胤忌惮林仁肇威名,故意使用拙劣的反间计云云,几乎可以断定是文人臆想罢了。
相比于国力、军力的巨大差距,林仁肇能发挥的作用极其有限。尽管战争结果并无悬念,但赵匡胤最不想看到的就是辽军突然南下,让宋军陷于腹背受敌的境地。因此就具体军事行动而言,北宋执行的是某种斩首策略:中路军由江陵府顺江东下,随后由水师在采石江面搭建浮桥,接应步骑过江,最后与东路吴越军队会师于金陵城(南唐都城)下。
十月十八日,曹彬部沿江北岸东下,郝守濬率领舰船大摇大摆地顺江水跟进。南唐守军误以为是宋军例行巡江,没有加以阻截,于是曹彬率军顺利通过湖口。
二十五日,曹彬攻克峡口寨(今安徽贵池西)。闰十月初五,南唐池州(今安徽池州)守将戈彦弃城逃走,宋军轻取池州。闰十月十八日,曹彬又在铜陵击败南唐军队,获得战舰200余艘。当宋军沿江进攻至当涂时,早已吓破了胆的雄远军判官魏羽献城投降。
采石是长江下游的重要渡口,金陵城的西南门户,位于号称长江门户的当涂以北约二十余里,峭壁险要,江流急进。自古以来,长江下游有两处可横江而渡的要地。一是采石渡,一是瓜洲渡,南方往往在两地隔江相对的润州(今江苏镇江)和历阳(今安徽和县)设置重兵把守。
在唐及五代时期,采石的重要性高于润州,这是因为采石隔江与横江渡相对,其地突向江心,江面较窄,是古代长江易渡之处。而且采石以北,地势平坦,北方铁骑可以从中原直驱江边,润州以北,江湖密布,不方便骑兵大规模运动。
因此前人云:古来江南有事,从采石渡者十之九,从京口渡者十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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