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他餐桌旁边,有个女子也是独自吃饭。二人相视一笑。饭后,一起走出餐馆。他邀请她去旅馆房间。女子大大方方地接受了邀请。她说话。B好像雾里看花似的望着她。尽管他注意听,可听懂的不多。她提到一些互不相干的事情:一群孩子在公园里荡秋千;一位老太太缝补衣裳;云彩飘动;物理学家说,外部空间一片宁静。她说,那是没有声音的世界,连死亡也是寂静的。有一阵工夫,B没话找话地问她:您做什么工作啊?她回答说:我是妓女。B说:啊,很好。但是,这话是没话找话呢。其实,都一样。等到那女子终于入睡后,B寻找那本《月亮公园》,在地上呢,几乎就是床下了。他看到亨利·勒菲弗,出生于1925年,1973年去世,童年和少年都是在农村度过的。地点在比利时深绿色的原野上。后来,父亲死了。母亲名叫朱丽亚·尼斯,在他十八岁的时候,又嫁人了。继父性格开朗,给亨利起名叫梵高。自然并非继父喜欢梵高,而是为了嘲笑这个继子。勒菲弗决定自谋生路。但不久就又回到了母亲身边,直到1973年6月母亲逝世为止。
母亲死后两三天,人们在勒菲弗的写字台旁边发现了他的尸体。死因:过量服药。B下床,开窗,看街道。勒菲弗死后,人们发现了十五公斤的书稿和画稿。文献目录上的短评说:“可出版的作品甚少。”实际上,勒菲弗生前仅仅发表过一部著述:《安德烈·迪·布歇诗作分期》,用的是笔名:亨利·德马尼,刊登在1962年3月的《综合》杂志第190期上。B想像着勒菲弗在老家马尼·圣—让的情景。想像着勒菲弗十六岁的样子:一艘德国运输船,上面只有两名德国士兵在抽烟和看信。那是亨利·德马尼,就是亨利·马尼·圣—让的亨利。在他转身的时候,那女子正在翻阅那本杂志。她说:我得走了。说话时也不望着他,不停地翻阅那本杂志。B不抱很大希望地说道:你可以留在这里啊。女子不说“好的”,也不说“不行”。但是,片刻后,她起床,开始穿衣裳了。
在接下来的两天里,B漫步在巴黎街头。有时,走到什么博物馆门前,但是从不进门。有时,走到某个电影院门前,看看海报照片,走了。买书,翻一翻,从来不读完。在陌生的餐厅吃饭,饭后在桌边度过的时间很长,仿佛不是在巴黎,而是在农村,最惬意的就是吸烟和品尝甘菊茶。
一天凌晨,仅仅睡了两个小时之后,B乘坐火车去布鲁塞尔。那里他有一位朋友,是个黑人姑娘,父亲是智利流亡者,母亲是乌干达人。但他决定不给她打电话。他在布鲁塞尔市中心逛了好几个钟头。后来,向市北区走去,最后找到一家小旅馆,那条街上除去这家小旅馆好像没有别的什么。旅馆旁边有一堵矮墙,保护着一片荒地,那里面有野草和垃圾。旅馆对面有一排房屋,像是被轰炸过。大部分是没人住的。有些房屋,玻璃已经碎了,门摇摇晃晃,好像风把门上的钉子早已经拔掉。B想,可是那条街上几乎没风啊,这时他正站在自己窗前向外张望。他还想:也许应该租一辆车。又想:我不会开车。第二天,他决定去看那位朋友。她叫M。眼下一人生活。看见她的地点是在她家里。她身穿牛仔裤和衬衫,光脚。她一看见B,在最初的几秒钟里,没有认出他来。不知道他是谁,她说的是法语,她望着他的那个样子,好像知道B会伤害她,而她并不在乎。
犹豫片刻后,B说出了自己的名字。他说的是西班牙语。他说:我是B。于是,M想起来了,冲他一笑,但不是因为见到他而表示高兴,而更多的是困惑,好像B的突然造访不在她的计划之内,觉得这意外见面十分有趣。于是,邀请B进门喝点什么。二人落座,面面相对,有一阵工夫,B打听她母亲的情况(父亲早已经去世了),询问她在比利时读书和生活的情况。M没直接回答,而是用问B的健康、写书、在西班牙的生活代替了回答。
到了最后,二人无话可谈,沉默起来。M觉得不说话很好。她二十五岁左右,又高又瘦。眼睛是碧色的,跟父亲一样。甚至M的黑眼圈,十分明显,都很像B很久前认识的那位智利流亡者的黑眼圈,认识那人有多久了?不记得了,也没关系,那时M是个大约两岁的女孩,她父母(母亲是攻读政治学的乌干达大学生——中途辍学)分文无有来到法国和西班牙,住在朋友们家中。
刹那间,B想像着M的父母和两三岁的碧眼M,三人身边是吊索桥。B想,实际上,我从来就不是M父的好朋友。实际上,从来没有什么桥,没有什么吊索。
B临走前把旅馆的名字和电话号码给了M。当天夜里,B走在布鲁塞尔市中心,想找女人,但遇到的只是一个个鬼怪般的身影,好像银行的官员和职员推迟了走出办公室的时间。回到旅馆时,他不得不等了很久才有人来开门。看门人是个干瘦的年轻人。B给了他一点小费。然后,沿着黑乎乎的楼梯爬上自己房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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