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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六章 1654年会师长江的战略设想

南明之不振,关键在于从来没有一个能够调动全部抗清力量的权威核心。清廷内部虽然也常有钩心斗角,但大体上能做到令行禁止,赏罚分明。清胜明败,根本原因不是强弱异形,而是内部凝聚力的差异。1654年南明发动的两场战役都是有可能取胜的。在南线的广东战场上是西打,东不动;北线的长江战役是东打,西不动。仗打成这个样子,还谈什么胜券。查继佐在《罪惟录》里记载南明几个朝廷的覆败都归之为“天”,其实,完全是人为的。只要郑成功以主力配合李定国,广东必下无疑,尚可喜、耿继茂难逃孔有德的下场。李、郑联军如能收复广东全省,明清局势就将大不一样。长江战役中,明军在水师上占了绝对优势,又有清统治区内大批复明志士的准备接应,西面可以投入的兵力也相当多。除了孙可望指定由刘文秀统军攻常德或岳州顺江东下以外,夔东十三家军队所处的地理位置极为有利,战斗力也非常强。直到清军进占云南(1661年,顺治十八年)以后,张煌言还派职方司吴去郧阳同十三家联络力图扭转败局[55]。上文也提及1654年长江战役时钱谦益同文安之有书信往来,那么,为什么夔东十三家的军队没有采取行动的任何迹象呢?看来也是拥明势力内部由于某种原因不能同心合力,孙可望作为永历朝廷的实际行使最高权力的人物,没有做好协调工作当然要负主要责任。

第四节 郑成功与“三入长江”之役的关系

上文已经指出,1651年(顺治八年)清军攻破舟山后,鲁监国在张名振等统率的军队护航下借居于郑成功控制之下的金门、厦门一带。郑成功有意把鲁监国的兵将收编,遭到抵制后,双方保持一种联合大于摩擦的同盟关系。1653年,张名振等的统军北上既是为了重展雄风,开拓抗清的新局面,也是为了摆脱郑成功的控制。然而,郑成功却依然以上司自居,把张名振率军北上说成是自己所派。这在前引致李定国信里和永历朝廷给徐孚远等的诏敕里可以看得很清楚。郑成功藩下的文人按照这一口径记述长江之役毫不奇怪。如阮旻锡说:永历七年(顺治十年,1653)“赐姓驻厦门,遣前军定西侯张名振等率水师恢复浙直州县,并遣忠靖伯陈辉等一齐进入长江”[56]。杨英《先王实录》所记大抵相同。后来的史家受其影响,都采取了这种说法。温睿临《南疆逸史》卷五十四《郑成功传》云:“张名振、陈辉之入长江也,焚粮艘,夺战舰,舟至金山,望祭孝陵,金陵闻之震动。”徐鼒《小腆纪年附考》卷十八记:“是年(顺治十年)春,名振请兵北上,与之兵二万,粮三艘。”这类记载人们已经习以为常,但显然严重有悖史实。第一,张名振等鲁监国的军队基本上是保持独立系统的,并没有变成郑成功的部属,北上长江时肯定同郑成功商量过,但不能说是郑成功所派遣;第二,张名振北上时带领的是自己的旧部(即原鲁监国军队),说成是郑成功拨给士卒二万,毫不足信;第三,把三入长江的张名振与郑系将领陈辉并提,显然是误以为陈辉不仅进入了长江,而且参加了战役的全过程,实际情况完全不是这么回事。

下面依据史实,对张名振等三入长江之役与郑成功的关系做必要的剖析。

首先要说明舟山失守后鲁监国的主力损失并不太大,张名振等统率南下金厦的兵员、船只还相当可观。顺治十一年五月清江宁巡抚周国佐揭帖中说:“夫洋逆张名振以十余年之积寇,舡近千艘,众约二万余人,且日事舟楫,久狎波涛。”[57]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新任江宁巡抚张中元题本中说,“海寇张名振来犯崇明,联千余号”,而郑成功则“栖居闽省,串通海贼,资助钱粮戈兵,以牵制江南、浙江之兵,使江浙之兵难至闽省会剿”[58]。顺治十二年浙闽总督佟代残题本中也说:“浙有张名振,闽有郑成功,恶比穷奇,势成犄角。”[59]他们依据自己的情报,把张、郑并提,并没有混为一谈。特别是顺治十年到十一年清方正同郑成功“和谈”,对郑成功军队的动向非常注意。郑成功为了避免给清方抓住破坏“和谈”的口实,在张名振领军北上时也确实没有派遣自己的军队去进攻福建以北的清统治区。何况,张名振麾下的将领和军队在史料中有不少详细记载,限于篇幅不能细说。某些史著把张名振描写成“光杆司令”,部下的两万余众得自郑成功拨给,未免疏于查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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