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可喜深知广州城墙坚固,城中明军兵多志坚,“非用大炮断难收功”,因此他命投降知县季奕声在从化加紧铸炮,造成四十六位,加上由江西赣州带来和途中缴获的大炮二十七位,合计七十三位;同时制造炮子、火药,达到“每炮一位备足火药、炮子四百出”[27]。此外,增援清军也陆续到达,其中有原驻南赣的高进库、先启玉部,广德镇总兵郭虎部。
南明永历朝廷曾派总兵马宝、郭登第等由肇庆攻清远,借以牵制清军,被击退。明大学士何吾驺组织总兵陈奇策率领战舰一百余艘会同张月部陆兵迎战于三水,也被清军击败,三水失守[28]。
到十月下旬,清军各项准备工作均已就绪,尚可喜、耿继茂下令全力进攻广州,总兵连得成、班志富、郭虎、高进库首先攻克广州西关。十一月初一日,清军集中炮火轰击西北角城垣。第二天该处城墙已被轰塌三十丈,尚可喜、耿继茂亲临前线督战,指挥清军从阙口攻入城内。在巷战中,明军官兵被杀六千多名,总兵范承恩被擒[29]。南明总督杜永和见大势已去,同“伪伯张月、李四、李五、水师伪总兵吴文献、殷志荣等俱由水路逃去,大小船只千余一时奔窜出海”[30]。清军占领广州全城后,疯狂地进行屠杀、奸淫、抢劫,一位外国传教士记载:“大屠杀从十一月二十四日一直进行到十二月五日。他们不论男女老幼一律残酷地杀死,他们不说别的,只说:杀!杀死这些反叛的蛮子。”[31]中国史籍也记载:顺治七年尚可喜、耿继茂“再破广州,屠戮甚惨,居民几无噍类。浮屠真修曾受紫衣之赐,号紫衣僧者,募役购薪聚胔于东门外焚之,累骸烬成阜,行人于二三里外望如积雪。因筑大坎痤焉,表曰共冢。”番禺县人王鸣雷写了一篇声泪俱下的祭文,摘录一段以见当日情状:
……甲申更姓,七年讨殛。何辜生民,再遭六极。血溅天街,蝼蚁聚食。饥鸟啄肠,飞上城北。北风牛溲,堆积髑髅。或如宝塔,或如山邱。便房已朽,项门未枯。欲夺其妻,先杀其夫;男多于女,野火模糊。羸老就戮,少者为奴;老多于少,野火辘轳。五行共尽,无智无愚,无贵无贱,同为一区。……[32]
广东著名文人邝露就是在这次屠城中遇难的[33]。尚可喜、耿继茂以汉族同胞的鲜血在清朝功劳簿上记下了“名垂青史”的一笔。
第四节 永历朝廷的播迁
1650年(永历四年、顺治七年)十一月,清尚可喜、耿继茂部攻克广州,孔有德部占领桂林,驻于梧州的永历君臣在同一天里得到两省省会陷落的消息,立即乱成一团。朱由榔在十一月十一日仓促登舟,向南宁逃难。经过浔州时,庆国公陈邦傅已经决定投降清朝,准备邀劫永历帝献给清方。朱由榔得到报告,“冲雨而过”,脱离了危险。陈邦傅没有抓到永历帝,就把从平乐战败后撤到浔州地区的明宣国公焦琏刺杀,将其首级献给孔有德做进见礼[34]。
当时的情况表明永历朝廷已经接近于瓦解,从上到下是一片混乱。清军占领广州和桂林,形势固然危急,但在两广地区南明还有一些军队据守着残疆剩土。杜永和等在广州失陷后航海到琼州府;南阳伯李元胤还活动于广东钦州、廉州;清军在占领两省省会之后也需要一段时间休整。可是,朱由榔生性懦弱无能,一有风吹草动立即“起驾”逃难。他从梧州窜往南宁时,根本没有做留守地方的任何部署,像普通百姓一样只知逃命要紧。“移跸”后,梧州竟然“空城三月”[35],次年正月孔有德遣左翼前锋马骥接管梧州,二月命总兵马蛟麟镇守该地[36]。跟随永历帝逃难的只是内阁大学士严起恒、锦衣卫马吉翔、太监庞天寿等少数官僚。由于撤退时的漫无组织,乱兵乘机劫掠,一些有心追随朝廷的官员也裹足不前。原先聚集于两广的朝廷和地方官员大有树倒猢孙散之势。除了镇西将军朱旻如在昭平县同清军格斗而死,被革职的朝臣汪皞投水自尽以外,其他未随驾的官员有的降清,有的窜入深山,有的剃发为僧。如大学士唐诚、户部侍郎张尚、大理寺丞吴德操、广西巡抚余心度、督粮参议魏元冀等均先后降清[37];原戎政尚书刘远生及其弟刘湘客等避入深山,鲁可藻、钱秉镫、王夫之等人都是在这时脱离永历朝廷返回清政府统治下的故乡以明朝遗民自居。“山中宰相”方以智、原给事中金堡做了和尚。以风节自命的“五虎”首领袁彭年(左都御史)和丁时魁再次降清,都自称1648年在广州反正是被李成栋所逼迫。袁彭年在广东向尚可喜等人投降,献上赃银八百两,得保残生;丁时魁在广西降清,向孔有德摇尾乞怜,被任为清广西学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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