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宗周,字起东,学者称为念台先生,浙江绍兴府山阴县人,在明末天启、崇祯年间被视为学问渊博、品行端方的正人君子。他和福建铜山的黄道周(号石斋)备受东林—复社人士的景仰。由于他的弟子黄宗羲等人对他推崇备至,流风所及,人们往往产生一种错觉,似乎只要刘、黄诸君子掌握朝政,明帝国就有中兴之望。其实,刘宗周和黄道周都不是栋梁之材。他们“守正”而不能达变;敢于犯颜直谏而阔于事理;律己虽严而于世无补。就迂腐和偏狭而言,宗周更甚于道周。他毕生追求的是一种自我完美。由于这种“完美”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往往显得矫情做作。刘宗周生活的年代正值多事之秋,为了表现自己进退有“廉耻”,他连“君有命,不俟驾”的儒家信条也丢在脑后,从被任命为四品官太仆寺少卿起“必三四辞而后受事”[3]。考虑到当时的交通条件,使者穿梭于道,因循经年他才雍容有度地进京任职。这正如俗语所说“急惊风遇着慢郎中”,想依靠这种人挽救危局无疑是缘木求鱼。弘光政权建立以后,他的行为也极其诡异。被起用为左都御史时他既不用旧官衔,也不用新官衔,而自称“草莽孤臣”。上疏说,淮抚路振飞把家眷送出城外是倡逃,“可斩也”;高杰、刘泽清率军南逃“可斩也”。在明末江淮诸臣中,路振飞敢于同南下的大顺军抗衡,对明朝而言可谓忠心耿耿。刘宗周却以总宪的名义上疏建议处斩;高杰、刘泽清手握重兵,又以定策拥立之“功”新邀封爵,根本没有可杀之势。夏完淳说:“宗周谓泽清等可斩也。泽清固可斩也;处南都之势,发此危言,不足以壮国威,且速其祸。于是,四镇合疏纠宗周去;(姜)曰广继之。……朝堂与外镇不和,朝堂与朝堂不和,外镇与外镇不和,朋党势成,门户大起,虏寇之事,置之蔑闻。”[4]据归庄说:刘宗周“后亦自悔其失言”,“自悔其劾公(指路振飞)之误”。[5]刘宗周的慷慨陈词,主观上是显示自己的凛凛正气,客观上却加剧了弘光朝廷内部的矛盾。当刘泽清等勋臣认为他自称“草莽孤臣”和建议弘光帝进驻中都凤阳是犯上作乱的大阴谋(凤阳没有城墙,有高墙五所,囚禁宗室罪犯)时,他又极力辩驳,声称自己“不受杀”。特别奇怪的是,黄道周被召为礼部侍郎,他写信加以阻止,说什么“际比乱朝,义不当出”。黄不听从他的意见,他又结怨于道周。弘光朝廷覆亡的时候,道周奉使绍兴祭禹陵,这里正是宗周的家乡,多次请见,等了一个多月,他不仅避而不见,还在扇面上写诗一首叫黄道周滚蛋。待到潞王朱常淓以杭州降清,浙西岌岌可危时,他派人到处找黄道周,道周已经随唐王朱聿键赴闽。他才后悔“未免当日拒绝太深耳”[6]。在浙江各地绅衿开始起兵反清时,他却决定绝食自尽。门生劝他道:“死而有益于天下,死之可也;死而无益于天下,奈何以有用之身轻弃之?”他回答道:“吾固知图事贤于捐生,顾余老矣,力不能胜。”宗周当时已六十八岁,起义抗清确有一定困难,可是,他的门人王毓蓍投水自尽的消息传来,他说:“吾讲学十五年,仅得此人。”可见他的所谓“正命”不在年老。绝食几天后,他谈自己的感受道:“吾日来静坐小庵,胸中浑无一事,浩然与天地同流。盖本来无一事,凡有事,皆人欲也。”沧海横流,黎民涂炭,社稷危如悬发,刘宗周却轻描淡写地说成“原无一事”。第二天,传来了金华举义兵抗清的消息,门生劝他忍死以待。他说:“语云:‘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功利之说倡,此国事所以不竟也。”最后终于饿死[7]。刘宗周作为忠臣留名青史的目的达到了,他一生好名,与其说他是以身殉国,不如说是以身殉名。从征服者的清朝来说,自然最欣赏这种表率人物。
第二节 江阴等地百姓的自发抗清
清军占领南京,活捉弘光帝以后,派出使者招抚南直隶各府县。绝大多数地方都慑于清朝兵威,纳土投降。其间,只有杨文骢带领一支军队闯入苏州,把清政府派来招抚苏松地区的黄家鼎等处斩。但是,杨文骢却没有把当地绅民组织起来据城固守,而是乘清军来到之前主动放弃该地,退往浙江。江南各地的绅民迫于剃发令,群情激奋,纷纷自发举兵抗清。首先高举义旗的是常州府属的一个小小县城——江阴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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