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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弘光朝廷的建立

总之,把弘光一朝的党争说成是马、阮阉党同东林—复社“正人君子”的较量并不正确。核心问题始终是围绕着“定策”而展开的。李清记载了八月间在弘光帝面前的一场争论:“时阁臣士英与曰广同诋上前,曰广曰:皇上以亲以序合立,何功?士英厉声曰:臣无功,以尔辈欲立疏藩,绝意奉迎,故成臣功耳。”[73]阮大铖的起用虽出于马士英的推荐,但他的受到重用,由削职为民被任为兵部侍郎、兵部尚书巡视江防,原因是他力主拥立福王,从而得到朱由崧的信任。弘光即位之后,原先主张立潞王朱常淓或持保留态度的大臣内心明白自己已经失势,朝廷大权实际上落入了“定策”武臣和迎合四镇的马士英等人手中,而这种局面又是他们一手造成的。他们像哑子吃黄连一样有苦难言,一部分人借攻阮大铖、攻四镇,想稳定自己的地位,结果败下阵来,自行引退,如兵部侍郎吕大器,大学士高弘图、姜曰广,吏部尚书张慎言;另一部分人则委曲求全,如史可法被迫交出首席大学士的职务,“自请督师”。弘光元年(1645)三月史可法在一篇奏疏中痛切陈词:“臣草疏甫毕,哀痛不胜,溯流穷源,因致追恨诸臣误国之事非一,而门户二字实为祸首。从门户生畛域,从畛域生恩怨,从恩怨生攻击。所以《春秋》之始,首严朋党之诛。而门户之名,竟结燕都之局!”[74]可见,他也意识到自己深受“门户”牵制之害。另一位东林钜子钱谦益的表现更具特色。他在南京立国前竭力鼓吹立潞;马士英、阮大铖得势后,又摇身一变,为马、阮唱赞歌。在奏疏中说:“臣观三十年来,文臣出镇,克奏肤功者,孙承宗后马士英一人耳。”又说:“先帝钦定逆案,一时握笔之臣,未免轻重有心,故出故入。……逆案之故入者,阮大铖当周宗建攻逆阉时实赞其议,安有引人攻阉而身反赞导者?”[75]由于他转变得快,由礼部侍郎升任尚书。

弘光立国仅仅一年时间,大臣联袂而去,给人们一种印象似乎是马、阮奸臣当道,驱逐群贤。实际上是因为参与定策者多为大臣,在定策中持异议者自必不安其位。另一个原因是那些致仕回家的大臣并没有料到清兵南下,弘光政权迅速瓦解,他们原以为可以雍容有度地在家乡或借寓之地(如张慎言)过乡绅日子,等待朝廷局面改观时东山再起。自然,他们又一次失算了。事实证明,弘光一朝的大臣当中没有一个安邦定国之材。

朝廷大臣矛盾激化,旷日持久的唇枪舌剑,置国事于不顾。一些有识之士也感到国难当头,应当捐弃门户之见。七月,户科给事中熊汝霖上言:“臣观目前大势,无论恢复未能,即偏安尚未稳。孜孜讨究,止应有兵饷战守四字,今改为异同恩怨四字。”[76]“徐谕德汧里居,感愤时事,贻同事书曰:今日贤邪之辨,不可不明,而异同之见,不可不化。以君民为心,则和一之至,不必合党同群,而自无不同。以职掌为务,则猷念各分,不必破党涣群,而自无不异。用人者执此为衡,其忠君爱民,精白乃心者为君子,否则小人;修职就业,竭节在公者为君子,否则小人。”[77]可是,弘光政权一直是在大臣和军阀的钩心斗角中苟且偷安,在内讧中粉墨登场,在内讧中分崩离析。

第五节 清廷接管畿南、山东等地和山东百姓的抗清斗争

1644年五月,大顺军西撤以后,山东、河北等地的大顺地方政权被明朝官绅颠覆;清军占领了北京附近地区,由于强制推行剃头等政策,京师附近的居民惶惧不宁,许多地方揭竿而起反对清朝的统治。三河、昌平、良乡、宛平、大兴、霸州、东安、武清、漷县、天津等地“盗贼”“千百成群”[78],以至“辇毂近地,几同化外”[79],连京师所用的西山煤炭也因为道路阻隔无法运入城内。京师内外百姓流言四起,盛传清军将有屠民之举。[80]多尔衮等清廷统治者一再辟谣,安定民心,同时派兵遣将进行扫荡,“辇毂之下,盗贼窃发,及至捕获,少长尽置于法”,连“老稚不能弯弓操刃者”也滥加屠戮。[81]在这种情况下,清廷需要一段稳定自己在京畿地区的统治和养兵蓄锐的时间。何况大顺军尚扼守山西,清廷有所顾忌,不敢轻易以主力南下。因此,畿南、山东和豫东地区在两三个月里处于近似权力真空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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