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唉——”郭世富长长地叹了口气,难受地挤了挤眼,说,“好兄弟哩!人过了五十,如比庄稼过了白露,一天不如一天。我这肚疼病,年年冬里犯,有一年日子多,有一年日子少。你又不是不知道?受了凉犯,吃不对胃口也犯。屋里人都说:要当心。当心!当心!土疙瘩庄稼人嘛,七事八事,紧时忙时,怎个当心?”
他说得杨加喜、孙兴发和郭振云三人,都很感动。他的来到引起的这段插话,就这样搁过去了
蛤蟆滩的评论家杨加喜,现在言归正传了。
“第一生产队的队长是冯有万,妇女队长是郭秋霞……”
“郭秋霞?”兴发老二和振云老三惊住了,“哪个的媳妇?”
“媳妇?这辈子当不成媳妇哆。欢喜他妈!任老三的寡妇!几回普选,咱叫她起官名,她都不起。咱这个选举委员脸面小,只好在选民册上登记任郭氏。这回她要当社干部,得报县委批准。她投建社工作组的女同志王玉梅,给起了个郭秋霞。王同志说这是老来来红的意思。”
三个听众都嗯嘿笑了。老来红!真个可笑!在他们老庄稼人脑筋里,一个新时代女性的名字,一个五十多岁老婆子的模样,两样怎能联系起来呢?叫起来不盛歪嘴吗?欢喜他妈不脸红吗?
郭世富很高兴知道灯塔农业社的情况。他可惜自己来迟了,没有从头听起。他想问问社长、副社长和会计是谁,但是自负的评论家继续报道了。
“第二生产队的队长是杨大海,妇女队长是廖树芬,拐子福旦的媳妇。才二十一岁,拖了两个娃子。你们口张了那么大做啥?振山给他们建议来:‘不行啊!不行啊!一个家里妇道多了,还惹是生非哩。上河沿生产队二十来个女劳力,毛长嘴尖,拐子福旦媳妇怕拿不起来吧?’人家不听。人家单挑劳动好,诉旧社会的苦能哭下的那号人。卢支书说:办社走贫雇农路线,比土改还当紧。区委王书记说能耐是锻炼出来的。咱振山见区乡的头头一个调儿,他再没吭声……”
三个老中农听着,一个个都点着头,表示佩服郭振山精明。他们的观点接近:灯塔社男干部的阵势倒还罢了,要是出乱子,就在女人们这方面。在他们老脑筋的印象里,无论哪个大家庭分家,都先是女人们过不到一块。他们很高兴能够站在这样近的旁边,看见全区第一个农业社的成立和垮台。这是多么有兴趣的事情啊!
郭世富很爱听这种谈论。他打听灯塔社当头目的人选。他觉得办得成办不成,这个最重要。但是杨加喜不喜说重复话。振云侄子给本家叔父介绍:
“梁生宝是社主任。高增福是副主任。欢喜是会计。驻社干部就那韩培生嘛!你不记得吗?高个子……”
世富老大听了,低了头。他的脸色阴沉了。他心想:真倒霉!这几个人,他看见他们,心里就怪别扭。他们终于还是扭到一块办社!世富老大打了一个寒颤,觉得今天很冷。他和灯塔社的这帮将领,暗暗较过量。他知道他们是些不很弱的人。杨加喜随便轻视他们,不见得明智。
一贯自负的杨加喜,现在开始谈论办事能力的重要性。
“能耐不要紧吗?’他大声地笑着说,“既然能耐不要紧,振山是官渠岸的人,又不入他上下河沿办的灯塔社,为啥要吸收他当建社委员哩?评地等,评牲畜,评农具价,哪样事情不要咱的郭主任说话?都叫他社外公道人!没点眼力,怎能公道,实话说吧!郭主任说下的,就和斗量过、尺子打过的一样。有一回,一个西杨村人,提一包棉花路过咱村。振山说:能有十二斤。我心里思量:不信你长个金口玉牙l我故意从屋里取来秤一称。好!十二斤四两!”
杨加喜说毕,两手响亮地一拍,然后摊开,仰头朝着冬季浅蓝的天空,哈哈大笑。这个自足、自负的庄稼人!他完全不能克制自己表明对能人的崇拜。他丝毫也不像有意扩大郭振山的影响。但他这番评论,却无形中感动了三个老一代庄稼人。他们对官渠岸的群众领袖——代表主任郭振山,也是满怀着尊敬。郭世富突然领悟到:将来在蛤蟆滩有资格、有本事同灯塔社较量的,恐怕只有郭振山。
郭世富多么后悔,活跃借贷失败以后,千不该万不该怠慢振山侄子。他恨自己老糊涂了!
“人为一口气,丢了十亩地。实实在在!”郭世富难受得自思自叹。
世富老大噙着烟锅,低着头,恨他自己:为什么在讨论活跃借贷的会上,摆出一副傲慢的态度呢?为什么不继续拿出石把粮食,光一光振山侄子的脸面呢?他从郭县买回来“百日黄”稻种,为什么只打发一个小女娃告诉振山侄子呢?人家是很强的人,怎能低三下四来分稻种嘛?糊涂!糊涂!
郭世富陷人一种痛心的回忆中。这当儿,杨加喜他们也不闲谈了。世富老大以为他们在看着他,奇怪他为什么突然难受起来。当他听见一个人轻轻的脚步声的时候,他抬起戴毡帽的头来了。噢!原来他们在盯着从西边走来的一个年轻的高个子女人。
现在这女人正从小土神庙前经过。剪发,红糖糖的脸盘,穿着一身农村人走亲戚的海昌蓝衣裳。仪容和举动,相当地庄重、大方。情绪是兴奋的,好像她有什么喜事。
四个闲人一直目送着她的背影。她过了官渠向下河沿走去了。
杨加喜问:“这是哪个村的女人?你们谁认得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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