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是期望已久的探视,双方也都准备好了问题甚至预先想好了答案,可就这样又变成了家常聊天。卫兵通知时间已到,奥雷里亚诺从床席下取出一卷汗湿的纸张。那是他写的诗,有他离开时随身携带的为蕾梅黛丝而作的,还有后来在危机四伏的战时间歇写的。“答应我别给任何人看,”他说,“今天晚上就用这些生炉子。”乌尔苏拉答应了,站起身来与他吻别。
“我给你带了把左轮手枪。”她低声说道。
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确认了他们不在卫兵的视线之内。“我用不着,”他压低声音答道,“不过还是给我,免得您出去的时候被搜出来。”乌尔苏拉从胸衣里掏出左轮手枪,他接过去藏在床席下面。“现在不要告别。”他镇静地结束了谈话,“不要乞求任何人,也不要向任何人低头。您就当我早被枪毙了。”乌尔苏拉咬着嘴唇没哭出来。
“找热石头贴到疖子上。”她说。
她转身,离开牢房。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站在那里,若有所思,直到牢门关闭。他回到床上,仍旧大张双臂。自从少年时代开始对自己的预感有所意识,他就想死亡的来临会由一种不容置疑、不可改变的明确征兆来预告,但如今还剩几个小时就要上刑场,那征兆仍未出现。有一次,一个极其美貌的姑娘走进他在图库林卡的营地,请求卫兵放她进去见他。卫兵同意了,因为他们知道有些狂热的母亲会把女儿送进最出名的勇士的卧室,据她们自己说是为了改良血统。姑娘走进房间的时候,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正要写完那首关于雨中迷路人的诗。他背对着她,把诗页收进存放诗作的带锁小箱子。他感觉到了。他抓起箱子里的手枪,却没有回头。
“请不要开枪。”他说。
他握着子弹上膛的手枪转过身,看见那姑娘已放下自己的枪,一副不知所措的样子。就这样,他躲过了十一次伏击中的四次。相反,一个至今未被抓获的凶手一天晚上潜入革命军在马纳乌雷的军营,刺死了他的好友马格尼菲科·比斯巴勒上校,而他是为了让马格尼菲科·比斯巴勒上校发热退烧才把自己的行军床让出来的。他就睡在同一房间内几米外的吊床上,却毫无察觉。他试图摸清预感的规律,却是徒然。预感总是倏然来临,灵光一现,好像一种确凿无疑的信念在瞬间萌生却无从捕捉。有些时候来得如此自然,直到应验之后才有所察觉。也有些时候非常明确却没有应验。还有许多时候不过是普通的迷信而已。然而在被判处死刑并被问及有何愿望的那一刻,他毫无困难地认清了预感,据此作出回答:
“我要求在马孔多执行。”他说。
庭长有些不快。
“别耍滑头,布恩迪亚,”他说,“你这是在拖延时间。”
“同意与否,悉听尊便,”上校说,“但这就是我的最后愿望。”从那时起预感不再光临。乌尔苏拉来探监的这一天,他反复思考,终于得出结论:或许这次死亡不会给出预告,因为它并非由运气决定,而是取决于刽子手的意愿。他被疖子折磨得整夜不眠。黎明将近,走道上传来脚步声。“来了。”他对自己说,不知为什么还想到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而那老人这时也正在栗树下晦暗的晨曦中想着他。他心里没有恐惧,没有留恋,只有深深的怒气,愤怒于这人为的死亡害得他看不到那么多未竟的事情如何收场。门开了,卫兵端着一杯咖啡走了进来。第二天同一时间他还是一样,为腋下的疼痛而恼火,发生的事情也一般无二。星期四,他和卫兵们分享了奶味甜点,换上了穿着略紧的干净衣服和漆皮靴。到了星期五,仍未行刑。
实际上,他们不敢执行判决。镇上人的桀骜不驯使军人们想到,处决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在马孔多甚至整个大泽区都将引发严重的政治后果,因此他们向省政府请求指示。星期六晚上等待命令的同时,罗格·卡尔尼塞罗上尉和其他几个军官去了卡塔利诺的店里。只有一个女人,几乎出于胁迫,才勉强答应和他同房。“没人愿意和一个要死的人上床,”她向他承认,“谁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但大家都在说处决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的军官,包括行刑队的所有士兵,一个挨一个早晚都会被干掉,就算躲到天边也没用。”罗格·卡尔尼塞罗上尉告诉了其他军官,那些军官又告诉了自己的上司。星期天,尽管没人明确透露,尽管没发生任何军事行动打破这些日子透着紧张的平静,整个镇子却都已知道军官们在寻找各种托辞逃避行刑的任务。星期一,邮差带来正式命令:“枪决必须在二十四小时内执行。”当晚军官们把七张写着各自名字的小纸条放进一顶帽子,残酷的命运令罗格·卡尔尼塞罗上尉中了彩。“霉运逃也逃不掉,”他满心苦涩地说,“我生下来就不走运,到死也是倒霉鬼。”早上五点,他抽签选出行刑队,在院中排好,随后一句话叫醒了死刑犯,也预告了他的命运。
“上路吧,布恩迪亚,”他告诉他,“时候到了。”
“原来是指这个,”上校回答,“我正梦见疖子都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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