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居中也觉得马扩说得有道理,就问需要多少兵马。马扩的这一次回答比上一次童贯问他如何防备郭药师的时候保守和理性了许多,他虽然认为兵马多多益善,但是考虑到当前的军费情况,提出了三万人的规划,其中一万人驻扎大同,其余的分散驻扎在各个要害之地,然后选择一位贤能将帅来统领。朝廷只需要先扶持他们三五年,等到人心归顺、百姓安居乐业,租税一正常,守军便能自给自足,山后的局面就算稳定下来了。
两人在讨论的最后,连大同守臣的人选都定了下来,那就是太原知府张孝纯。马扩对其评价是:“张孝纯在太原颇有些时日了,通晓山后血脉,只要给他安排两个得力的统兵官,他就能完成好这个任务。”
在宋徽宗的心里,西夏已服,燕山已复,大同也即将回归,尽管在金钱上损失惨重,但是大宋王朝在他的治下,疆域已经达到前所未有的广阔,让祖宗们苦不堪言的辽国也灰飞烟灭,这是何等的盛世!功绩至此,看谁还敢说他轻佻,不足以君天下?
金国和西夏合作
就在北宋朝廷充满期待的时候,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发现金国的态度越来越暧昧,对于山后地区的交接越来越拖延。
这种苗头其实早在天祚皇帝被俘之前的宣和六年(1124年)底就出现了。十一月三十日,马扩专程去大同找粘罕询问交割事宜,但是并没有找到粘罕。接待马扩的人是粘罕的副手兀室。
根据兀室的说法,粘罕回京都会宁府了。其实这时候粘罕正在假装离开,设局等待天祚皇帝南下。金国已经非常清楚宋徽宗和天祚皇帝之间的约定,对北宋使者也采取了严格的保密措施。
兀室的态度非常不好,以“马扩不行参拜之礼”这样细枝末节的问题拒绝见面,只安排手下高庆裔来和马扩沟通。高庆裔一来就直奔主题,说现在国相(粘罕)不在,他们不敢做主,不过站在他这个级别的角度来看,北宋方面在张觉的问题上违反了两国誓书里面“不得收纳叛亡”的条款,所以当初答应的山后土地,现在恐怕不太方便交割了。
这个在北宋方面看来突如其来的大转弯让马扩有些不安,他赶紧把“收纳叛亡”这个责任归结到已被斩首的张觉头上,并非常诚恳地表示,回国以后会立刻清理一下逃到北宋的原辽国官员和富民,尽快送到金国。与此同时,他还主动提到上次导致两国闹纠纷的蔚州事件的处理结果,说宋徽宗已经罢免了谭稹,重新派童太师来处理两国事务,希望金国看在北宋的诚意下,不要听信底下的人挑拨,尽快履行承诺,把土地交割了。
高庆裔听完马扩的辩解,已经懒得跟他做口舌之争了,便顺着马扩的话安慰了他一番,表示北宋方面只要能把逃亡人口送回金国,金国也会照章执行,交割山后地区。
以为自己在谈判桌上争取到了利益的马扩回朝以后立即汇报了这个情况,当时北宋朝廷对此的判断还相对乐观,认为这不过是大和谐下面的一点小杂音而已。两国土地交割这么大的事情,怎么可能一点波折都没有呢?到时候说点软话,给金国的权臣和使者备一份厚礼,大不了再增加一点犒师费,问题就能迎刃而解了。
然而,问题并不像北宋方面想的那么简单,因为此时金国跟北宋之间的各种谈判,其实都只是做做样子而已。就在半年多以前的宣和六年(1124年)闰三月二十九日,因为粘罕的建议,吴乞买已经决定不再把山后土地交割给北宋了。
排除了与北宋在山后地区合作的可能性之后,他们把目光投向了另一个政权——西夏。
当初宋金两国在讨论燕京交割事宜时,兀室曾经说过他们若是把这一片土地给西夏和鞑靼,必然获利极丰,大家都以为这是金国跟北宋漫天要价时的说辞,实际上,金国一直在和西夏进行深度的合作。
天会元年(1123年),吴乞买刚刚登基,金国就派人去跟西夏议和, 并且将大同以西包括天德军、云内州(治今内蒙古托克托东北白塔村)在内的一大片区域都“分配”给了西夏。
金国的这一举动仔细分析起来其实并不算过分,因为北宋提出的需求是割让“五代以来陷入辽国的汉地”,双方都认可这指的是石敬瑭献给辽国的燕云十六州,而金国分配给西夏的土地,并不在这个范围之内。并且,他们做出这一决定的时候,天祚皇帝还没有被俘,他们很大一部分目的就是避免西夏倒向天祚皇帝这一边,以此遏断天祚皇帝继续西逃的路线。但是,这样的操作给北宋带来了非常大的麻烦。
彼时的国界线,除了宋辽之间白沟河这种明确标识之外,并没有细化到今天国境线的那种明晰的程度。金国分配给西夏的土地,有很大一部分是跟北宋的朔州和武州接壤的。因为国界线的模糊不清,边境上极易形成摩擦事端。而西夏虽然在童贯的攻势下向北宋上表臣服,但是并没有温顺到口服心服的地步。
北宋朝廷其实是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的,所以宣和五年(1123年)金国使者宁苳割来开封谈判的时候,王黼曾经专门提出了担忧,说金国如果只割让大同,那么大同到黄河中间的这一大片土地一定会成为西夏人出没的区域,到时候北宋边境将难得安宁,不如把黄河以东的这片土地全部交给北宋,永绝后患。但是宁苳割根本没有理会这个完全站在北宋立场上的意见,只淡淡地表示自己不清楚这件事,随后便转移了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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