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古代哲学在哲学论辩与生活方式之间建立了这样一种亲密关系,那么,为什么在今天——假定按哲学史通常被教导的方式——哲学首先表现为上述一种论辩,它也许是理论的、体系化的,或者是批判的,但是总之缺乏一种与哲人那种生活方式的直接联系呢?
这种转变过程首先是历史的:它归因于基督宗教的繁荣。正如我们所知,基督宗教很早就把自己表现为一种“哲学”——就这个词的古代意义而言。换言之,它表现为一种生活方式和生活选择——一种根据基督的生活,隐含一种特别的论辩。许多来自传统的希腊-罗马哲学的元素已经被吸收和整合到基督宗教的生活方式中,也同样被吸收和整合到基督徒的论辩里。但是,逐渐地,而且由于我们后面所探究的理由,基督宗教——尤其是在中世纪——明显见出在哲学论辩和生活方式之间的一种分离。有些特别属于古代各种不同哲学学派的哲学生活方式,例如伊壁鸠鲁学派,完全消失了。其他的像斯多葛学派和柏拉图学派,则被基督徒的生活方式所吸收。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说,僧侣修道的生活方式确实把自己叫做中世纪的一种“哲学”,(1)然而这种生活方式被从它原先所维系住的那种哲学论辩那里分裂出来,尽管它整合了真正属于古代哲学的灵修。因此,唯有特定古代学派的哲学论辩,尤其是柏拉图学派和亚里士多德学派的哲学论辩被保持了下来。不过,由于与曾经鼓舞它们的那些生活方式分离,它们的地位就被降为仅是可以在神学争论中使用的概念材料。“哲学”——当被用来为神学服务时——从此就不再是一种理论的论辩;而且,在17世纪特别是18世纪的时候,现代哲学取得了自己的自主性,就倾向坚持把它自己限制在这种观点上。我强调“倾向”这个词,因为事实上,希腊罗马哲学本来的、权威的看法从来就没有被完全忘掉。
幸亏多曼斯基的著作,(2)我才能够改正自己在先前研究中提出的哲学“理论化”那些非常简要和不精确的表述。(3)我依然相信,这种现象紧联哲学与基督宗教之间的关系,特别是这些关系在中世纪大学里得以规定时。但是,我必须承认,哲学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重新发现,不像我说的那样晚,而且,它也开始在中世纪大学里得到勾画。另一方面,我们必须把许多细微区别和限定,补充到我们关于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哲学的这种重新发现的描述中。
在16世纪行将结束的年代里,经院哲学家苏亚雷兹发表了自己的著作《形而上学的争论》。这部著作对许多17到19世纪的哲学家产生了相当深远的影响。他在书中宣布:
在这部著作里,我扮演哲人的角色,然而仍然清醒地意识到,我们的哲学必须是一种基督宗教哲学,并且为神圣的神学服务。(4)
对于苏亚雷兹来说,“基督宗教的”哲学是一种与基督宗教的教条并不矛盾的哲学,正是在它能够被用于阐明神学问题这个意义上,它是基督宗教的。这并非说,这样一种哲学必须在自己所宣称的学说方面特别应该是基督宗教的;相反,这里所说的哲学本质上是亚里士多德学派的哲学,正如它已经被吸收到13世纪经院主义的基督宗教并使自己适应它一样。
哲学表现为一门更高神学或者智慧的仆人甚至奴隶,这已有很长的历史。(5)早在基督宗教滥觞时期,我们便在亚历山大的斐洛那里,发现他提出了一门普通课程,用于灵性训练和灵性进步。(6)与柏拉图的《理想国》一样,斐洛课程的第一步是关于科学圈的研究:几何学和音乐,但也有语法学和修辞学。通过对《创世记》的评注,斐洛把这些科学等同于夏甲——如果亚伯拉罕没有与他的妻子萨拉结合的话,准会与这位埃及女奴结合——她的女奴身份暗示了当时哲学的地位。(7)科学圈必须被设想为哲学的奴隶;不过,接下去,哲学又必须被设想为智慧的奴隶——对于斐洛来说,智慧或者真正哲学,就是上帝之言,正如摩西所启示的那样。(8)像亚历山大的克雷芒那样的教父,特别是奥利金,接过由斐洛提出的,在以科学圈和希腊哲学为一方,以希腊哲学和摩西的哲学为另一方之间的相称关系。无须说,他们用基督的哲学来取代摩西的哲学。(9)
但是,我们必须牢记,这里讨论的希腊哲学是被归结到哲学论辩的希腊哲学。我们清楚,基督宗教已经把自己表现为一种哲学——那就是说,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甚至作为唯一有价值的生活方式。然而,这种基督宗教的生活方式,有时候被从世俗哲学借用的细微差别而有所改变——与此形成张力的是,各种不同学派的哲学论辩继续得以保持。更确切地说,保存下来的是新柏拉图主义的哲学论辩,因为,从第3世纪起,综合了亚里士多德主义和柏拉图主义的新柏拉图主义,是唯一留存下来的哲学学派。追随亚历山大的克雷芒和奥利金的教父们,正是使用这种新柏拉图主义的哲学论辩,发展他们自己的神学。因此,从这个观点看,从古代基督宗教开始,哲学是为神学服务的。它贡献自己的诀窍,但是得使自己适应自己主人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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