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恩应趋宫门,但当然是不会召见的。袁世凯这由天津去而复回的一段秘密,知道的人很不少,对他的“盛名”自然有损。一般的清议,多喜拿他这一次的遭遇,与翁同龢、瞿鸿禨的被逐相提并论。翁、瞿都是在最红的当儿,一头从九霄云上栽下来,所予人的意外之感,以及身受者的打击,都比他此番奉旨回籍养痾要重得多,但无不宠辱不惊,从容以处,真仿佛如孟子所说的,胸中有一团浩然之气。相形之下,见得读书人的尊贵:就算他们是矫情镇物,也是涵养功深,远非袁世凯所及。
不过,这一番张皇,亦有收获。至少可以证明,大权在握的载沣不为已甚,不但性命可保,甚至也不会像翁同龢那样,已经被逐复有交地方官编管的严谴。因此,见风使舵惯了的一班人,觉得稍稍亲近亦自不妨,锡拉胡同的袁宅,固不可复见臣门如市的盛况,却不似奉严旨那天那样地凄凉了。
计划当然改变了,袁克定留京供职;袁克文奉父侍母,全眷回河南。来话别的人络绎不绝,最使得袁世凯感动的,自然是张之洞。
大开中门,迎到厅上,请张之洞升了炕,袁世凯命长子率领诸弟,一字排开,磕下头去。口不言谢,而意在叩谢张之洞保全的深恩是很显然的。
“不敢当,不敢当!”张之洞欠身虚扶一扶,等袁家弟兄站起身来,他只跟袁克文说话:“豹岑近来看的什么书啊?”
袁克文绝顶聪明而学无专长,最近在看吴大澂、叶昌炽为潘祖荫捉刀的、有关碑帖的著作,知道张之洞很讨厌这些玩艺,所以答说:“在读杜诗!”
“你是第几遍读?”
“第三遍。”
“不够,不够!”
于是张之洞由杜诗谈到“盛唐”、“晚唐”,再由唐诗谈到宋词,滔滔不绝,一谈便是半个钟头,不容人张嘴。好不容易才让袁世凯插进一句话去:“中堂就请在舍间便饭。”
“不,不!”张之洞说,“琴轩约了我谈事,我该去了。”
“中堂这么说,我可不敢再留。”袁世凯说,“如果是前几天,我把那中堂请了来,也是一样。”
“如果是前几天,我就拉你一起去扰琴轩了。”张之洞面现凄惶,“慰庭,你这一走,就该轮到我了。”
“那是绝不会有的事。中堂四朝老臣,又蒙孝钦显皇后特达之知,国家柱石,摄政王极敬重中堂的,听说曾跟中堂虚心请教如何批折,足见是以师礼待中堂。”
“我请摄政王多看看‘雍正朱批谕旨’。”张之洞欲言又止地,终于摇摇头说,“‘南人不相宋家传’,南人亦可哀也已!”说完,踱着方步往外走。
袁世凯带着他的儿子送到停在厅前的轿子边,看他上轿抬走,方始转回身来,一面走一面问:“南皮刚才念的那句诗,我没有听清楚。”
“南人不相宋家传。”袁克文答说,“仿佛是南皮自己作的一首诗。”
“你倒找来我看看。”袁世凯说,“何以南人可哀。”
虽说全眷回籍,其实还是袁世凯先走,家眷随后出京。因为奉旨回籍,向例只比充军稍微宽一点。充军是旨下即行,出城找个地方暂住,再备行装;奉旨回籍虽不必这样急如星火,但亦未便多作逗留。
路局援瞿鸿禨之例,为袁世凯挂了花车,可是送行的场面,却不能相比。瞿鸿禨有一班翰林、御史的门生,捧老师的场,朝官亦知他的被逐回籍,只是一时不自检点,骤失帘眷,被祸到此为止,绝不会有何株连,且很可能还有复起之日,不妨留个将来京华重见的余地,所以亦都衣冠送行。
而袁世凯不同。私宅致意还不甚要紧,公然车站送行,顾虑甚多——亦因为袁世凯的仇人太多。因此上车之时,情景凄凉,除了家人至戚之外,只得两个僚友送行。
一个是学部侍郎严修。他在北洋为袁世凯专管学务,由此而得循资晋升为学部侍郎。就私谊而论,对袁世凯自不无知己之感,所以前几天特为袁世凯打抱不平,抗疏相争,说“进退大臣,应请明示功罪,不宜轻加斥弃”。其功当然不必再谈,其罪又何可明言?摄政王看得这个折子,唯有把它“淹”了。而严修因其言不用,且有兔死狐悲之感,已在考虑告病辞官。
另一个是杨度,现在以四品京堂派在宪政编查馆行走,九年立宪,细列按年应办事项的“清单”,就出自他的手笔。此人如在战国,早已肘悬斗大金印,无奈他得识袁世凯时,已无开府北洋的风光。不过以他策士的眼光来看,可成大事者,始终只有一个袁世凯。
这天特地来送行,一则有倾心结交之意,再则亦有自高声价的作用。“世人皆欲杀,我意独怜才。”他之来送袁世凯,若能予人以这样的印象,便是绝大的收获。
严修一上了花车就表示,要送到保定,杨度自然追陪。袁世凯却大为不安,“两位厚爱,我自然感激。不过流言甚多,连我都被中伤了。”他很恳切地说,“两位请吧!”
“聚久别速,后会又不知在什么时候,趁此机会,多谈一谈!”
“别自有说,祸不足惧!”杨度接着严修的话说。
袁世凯知道他“别自有说”:由于梁启超在善耆面前很下了工夫,所以立宪派的中坚分子,不管是到京请愿,或者著书立说,都在暗中很得善耆的照应。所以他敢大言:“祸不足惧!”
然而自己不也是立宪派吗?襄赞其事,很出了些力,也发生了很重要的作用,而善耆受了康、梁的影响,处处跟自己作对。同样是立宪派,何可有两种绝然不同的待遇?
评论 0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