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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争当然不容易。这个差使归雷家世袭,固为事实,但当初让郭九出面承办,形同放弃,公家事务到底不同私人产业,取舍由心。因而一面要争,一面不让,相持不下。

僵局的解消是由于正当此际,郭九一病而亡,才得顺理成章地“物归原主”。不过,雷景修争回样式房,恰在洪杨顺流东下,于金陵建号称国的时候。文宗虽好享乐,究竟不忍亦不便大兴土木。雷景修赋性勤劳,趁这差使不忙的几年,收集祖传的营造法式图稿,和大大小小的“烫样”——用硬纸制作的宫殿模型,加上说明,编成目录,要用三间屋子,才能容纳得下。

咸丰十年八月,圆明园被焚。当时最心疼的,恐怕除了文宗,就是雷景修了!雷家数代心血,化为乌有,而自康熙至乾嘉,一百年辛苦经营的中国第一名园,遭此浩劫,估量国家财力物力,再无重复旧观之望。因此,雷景修从世居的海淀,迁家到西直门内东观音寺。其时诸子都已长成,最能干的是老三雷思起,文宗的定陵就由他主持兴建,工成赏官,是个盐大使的衔头。

同治十三年重修圆明园,闹得天翻地覆,其实穆宗一半是为母受过。在慈禧太后亲自干预之下,雷思起与他的儿子廷昌,曾蒙召见五次——雷景修收集的图稿“烫样”此时大得其用,“样子雷”的名声,再度传播人口。但随着“天子出天花”的穆宗驾崩,一切似都归于泡影,雷思起也就郁郁下世了。

如今雷廷昌又蒙慈禧太后召见了,是由内务府大臣福锟带领,磕头报名以后,慈禧太后问道:“你父亲呢?我记得你父亲叫雷思起。”

“是!”雷廷昌答道,“奴才父亲在光绪二年去世了。”

“你今年多大?”

“奴才今年四十一。”

“你弟兄几个?”

“奴才弟兄三个。只有奴才在样式房当差。”

“你现在是多大的官儿?”

“奴才本来是候选大理寺丞。光绪三年惠陵金券合龙,隆恩殿上梁,奴才蒙恩赏加员外郎职衔。”

“普陀峪的工程,也有你的份吗?”

普陀峪就是慈禧太后将来的陵寝所在地,经营多年,耗资巨万,雷家在这一陵工上就发了一笔大财,所以听慈禧太后提到此事,赶紧碰头答道:“老佛爷的万年吉地,奴才敢不尽心?”

“是啊!你家世受国恩,如果再不尽心,可就没有天良了。”慈禧太后问道,“清漪园从前也是你家承办的吧!”

“是!”雷廷昌说,“清漪园在乾隆十五年改建为大报恩延寿寺,是奴才的太爷爷手里的事。”

“清漪园这个地方怎么样啊?”

问到这话,雷廷昌不敢怠慢,他是早由立山那里接受了指示的,要尽力说得那地方是如何如何地好,只要讲得动听,尽管不厌其详。不过话虽如此,雷廷昌却怕慈禧太后不耐烦细听,讲到一半,嫌噜苏不让他再往下说,那一来,只怕就此失宠,以后再无“面圣”的机会了。

因此,他磕个头说:“回老佛爷的话,清漪园的好处极多,来历很长,怕老佛爷一时听不完,是不是让奴才写个节略,等老佛爷闲下来有兴致的时候,慢慢儿细看?”

“不要紧。”慈禧太后为“好处极多”这四个字所打动,兴味盎然地说,“你慢慢儿说好了。”

“是!”雷廷昌答应一声,由万寿山谈起。

万寿山在元朝叫作“瓮山”,南面的一片湖叫作“金湖”。地当玉泉山之东,圆明园之西。明朝在此地建有圆静寺和好山园。康熙四十一年,就此一寺一园改建作行宫,就是瓮山行宫。

乾隆十六年,高宗生母孝圣宪皇后六旬万寿,高宗特就圆静寺改建为大报恩延寿寺,祝厘颂圣。瓮山改名为“万寿山”,金湖疏浚拓宽,赐名“昆明湖”。临湖建园,题名“清漪”。

建大报恩延寿寺,是在乾隆十五年开的工,建清漪园及疏浚昆明湖,才是乾隆十六年的事。这年正月,高宗奉皇太后第一次南巡,三月初一驾临杭州,初睹“西子”,惊为天下美景第一。湖山胜迹,题咏将遍,流连半月之久,方始移驾苏州。四月间回銮抵京,降旨修清漪园,导西山、玉泉山之水,广为疏浚昆明湖,形状即为西湖的具体而微,而清漪园的经营,有许多地方取法于西湖的名胜。西湖的苏堤与湖心亭,都出现在昆明湖中。最明显的是,万寿山前山正中所建的九层大塔,也就是报恩寺塔,与西湖雷峰塔的形状极其相像。

万寿山分为前山与后山两部分,后山有一条小河,沿河筑一条街道,全仿苏州,颇具江南水乡的风味。这些景致都成陈迹,雷廷昌并未见过,但他的口才来得,描绘得十分生动,真让慈禧太后听得忘倦了。

最后才谈到清漪园遗址的好处,一句话:有山有水。这句话听来平淡无奇,需要拿别处来比较,才见得“有山有水”四个字不容易做到。西苑虽有白塔山,其实不过一处丘陵;圆明园方圆二十里,有名的美景就有四十处,但水多山少,格局散漫,不如清漪园背山面湖来得紧凑。

提到圆明园的散漫,慈禧太后颇有感慨,也深悔失计。当年重修圆明园,工费也用了一两百万,加上拆除的旧木料折价,总计要用到三百万左右,结果半途而废,仍是荒凉一片。就因为圆明园太大了,几百万银子花下去,看都看不见。如果用这三百万银子另修一处园子,必定粲然可观。

就这一念之间,慈禧太后决定了,决定接纳内务府的献议,重修清漪园。

当然,这话不能谕知雷廷昌,回宫以后,要找李莲英来商议。

“听雷廷昌说得倒真中听。有几百万银子,花在清漪园上头,一定有个看头儿。”

“原是这么着!”李莲英对慈禧太后说话,完全是老管家对老主母的口吻,没有繁琐的称谓与虚文,是那种尊敬中含着亲切的味道,“而且修清漪园,也比修圆明园来得名正言顺。”

“怎么呢?”

“当年乾隆爷替老太后上寿,修了大报恩延寿寺,盖了清漪园,如今万岁爷不也该大报恩吗?”

一句话提醒了慈禧太后,意向越发坚定。倘或有言官不知趣,像当年谏阻圆明园工程那样,就由皇帝下一道上谕,引用高宗为孝圣宪皇后建寺修园祝厘的祖宗成法,狠狠地训斥一番,看谁还敢多嘴?

“你就说给福锟吧!让他跟立山核计,怎么样先叫雷廷昌画个图来看看。”

“奴才马上去传旨。”李莲英问道,“那里有山有水,怎么个拿万寿山、昆明湖用得上?先得请旨,好让他们照老佛爷的意思去办。”

这是李莲英故意这样说的,其实已有草图,慈禧太后不知就里,想了一会儿说:“办事的地方总要有的。”

那是一定的。皇太后在园颐养,皇帝不得不随侍,召见臣工,裁量大计,不但要有正殿,还得要有臣下的直庐。草图上连这座召见臣工的正殿的名字都已拟好了,叫作“红寿殿”。不过,这时候的李莲英却只能答应一声:“是!”

“再要有烧香的佛阁。”

“是!”李莲英说,“那得离寝宫近的地方。”

“可也得在山上。”

“寝宫可不能盖在山上,上下不便。”

“寝宫就盖在山坡上,临着湖。”

“老佛爷的算计好。”

不是慈禧太后的算计好,是立山的算计好,一佛阁一寝宫的位置早就相度好了,正就如慈禧太后所指示的,建在仁寿殿之后,背山面湖的地方。

“我想到的就这两处。”慈禧太后说,“咱们在这儿瞎琢磨没有用,人家几辈子在样式房掌案,自然知道怎么取景,怎么样才新奇有趣。管包画来的图,比咱们想的要好。”

“是!”李莲英说,“奴才马上去说给福中堂,让他传旨,总在十天八天之内,把草图画得来。”

“十天八天怕来不及。给他们半个月的限吧!”

“那就更好了。”李莲英问说,“跟老佛爷请旨,这件事,要不要说给七爷?”

慈禧太后想了一下,断然决然地说:“先不必跟他说。等我看了草图,让他们估一估,得要多少银子。有了准数,我自己来跟他说。”

“是!”李莲英答应着,心里在想,“新奇有趣”四个字,可千万不能忘掉。

李莲英当然了解慈禧太后的意思,甚至早就预料到必是如此处置。扩修三海的工程,马上就要大举进行,此时来谈重修清漪园,正好给醇王一个谏阻的藉口,自非所宜。

但是,要瞒着醇王就有许多办不通的地方,因为他如今是“太上军机”,纵非大小事务一把抓,却是无事不可过问。李莲英心里在想,这个差使很难办,要能风平浪静地过关,着实得要费一番心思。目前绝不能张扬,甚至连福锟都还不到可以商量的时候。

这时候,能商量的只有一个人:立山。

立山已经知道了召见雷廷昌的经过,而且已料到李莲英一定会来传达密谕,所以这天下午不出门也不见客,在家专候宫中的消息。

果然,下午两点多钟,李莲英来了。他是熟客,也是忙人,所以宾主都不做无谓的寒暄,一进立山那间摆满了古玩的精致书斋,立即便谈正事。

“今儿召见‘样子雷’,上头听他的话很对劲。”李莲英问道,“你知道不?”

“我知道。雷廷昌到我这儿来过了。”

“那好,省得我再说一遍。”李莲英说,“图样怎么样?半个月之内能不能赶出来?大殿、佛阁照咱们核计的样子画,另外的景致,着实也要费点儿心思。”

“大哥请放心,错不了!草图已经有了。大哥如果今天能不回宫,我把雷廷昌找了来讲给你听。”

“不回宫不行,再说草图上也看不出什么来。”

“那,”立山问道,“大哥跟上头回一声,哪天我陪你上万寿山走一趟,让雷廷昌当面讲解。”

“雷廷昌是样式房掌案,讲装修他是专工,哪里该摆一座亭子,哪里该起楼,哪里该凿池子架桥,又是一门学问。他行吗?”

“行!”立山答得异常爽脆,接着又说,“当然也另外找得有人。”

“好吧!我跟上头去回,就道三五天当中,抽空去一趟。你听我的信儿好了。”

“是!我随时预备着,说走就走,什么时候都行。”

李莲英点点头,然后正一正脸色说道:“现在要谈到节骨眼儿上来了。上头心很急,巴不得图样一定就动工,可又不愿意先让七爷知道,说等工料估出来以后,再跟七爷说。你看,怎么样?”

立山不即回答,反问一句:“大哥看呢?”

“如说要先跟七爷商量,就难了。就算七爷不敢不遵懿旨,只要一经军机处,或者海军衙门,事情就闹开来了。”

“是!只有生米煮成熟饭再说。”

“生米煮成熟饭,不就能吃了吗?”李莲英双手一摊,“柴米又在哪儿?如今是七爷当家,不跟他要跟谁要?”

“先不跟当家人要也不要紧。”

“怎么呢?不正应着那句话,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不要紧!自有人能垫。”

这“自有人”当然是立山本人。李莲英听他口气太大,惊异之余,不免反感,“兄弟,”他用讥刺的口吻说,“你有多少银子垫?”

“大哥面前不敢说假话,我是苏州人说的‘空心大老官’。不过,大家都知道有大哥撑我的腰,就放心我了。”立山从容答道,“第一,兴工少不得几家大木厂,垫料垫工都愿意;第二,监工采办少不得在内务府还要用些人,他们在外面都挪得动,也垫得起。”

那一顶“有大哥撑我腰的高帽子”,将李莲英罩住了,点点头说:“这还罢了!不过,垫款一时收不回,可别抱怨。”

“钱有的是。只要大哥得便跟上头回一声,知道有这笔垫款,要收回也容易。”

这短短两三句话,在李莲英便有两个疑问:第一是钱在哪里?第二是何以见得收回容易?当然,立山有一套解释。

钱在部库——他告诉李莲英说,从阎敬铭当户部尚书以来,极力爬梳剔理,每年都有巨额节余,详细数目虽无法知悉,但估计每年总有一两百万。

这笔款子,阎敬铭是仿照大清全盛时代的成例,积蓄成数,不轻动用,专备水旱刀兵不时之需。因此,对外也是秘密的,甚至慈禧太后都不见得知道。自从总司国家经费出纳的“北档房”为阎敬铭力加整顿,打破满员把持的局面,指派廉能的汉缺司员掌理之后,他要有意隐瞒这笔巨款是办得到的。

这笔巨款,照立山的看法是可以提用的,只要阎敬铭不加阻挠。换句话说,户部尚书换一个肯听话的人,凭皇太后的懿旨,几百万银子,叱嗟可办。

“原来如此!”李莲英还有些不大相信,“我也听说,阎尚书积得有钱,但也不至于有那么多吧!”

“有!”立山断然决然地说,“我是听户部的老书办说的,错不了!”

“好,就算有。”李莲英又说,“就算上头肯交代提用,可是这笔款子交给谁来用?总得有个衙门出印领啊!”

这就是说,如果是由海军衙门或者工部出印领,再转拨奉宸苑领用,其间便费周折,对归还垫款一定要先追根问柢。如说是奉懿旨办理,懿旨却又何在?那时候慈禧太后亦不便出面说一句:“不错,是有这回事!”数目到底太大,不便这样子苟且。

理会得此中深意,立山深深点头,“大哥说得是!”他说,“这笔款子当然拟给内务府。现在咱们动工,亦当作内务府每年照例的修缮办理,不用动折子,也不用下上谕,一切都是面奉懿旨。不过……”立山欲语不语,似乎有碍口的地方。

“怎么?兄弟!”李莲英说,“在我面前,有什么话不能说的?”

“内务府人多主意也多。说句泄底儿的话,有好处争着来,要办事都往外推。如今修园照内务府常年修缮的例子办,只怕没有一位能挑得起这副担子。我呢,奉宸苑的郎中,连我们堂官都得听内务府司官的,哪还有我说话的份儿?修三海是七爷在管,凡事直接打交道,越过内务府这一层,不算我失礼。现在可又先不让七爷知道这回事,大哥,我可真有点儿有力使不上了。”

话说得相当含蓄,但李莲英一听就明白,而且深有同感。为了办事方便,慈禧太后交代下来,他直接告诉立山,如臂使指,十分方便。倘或要经过内务府大臣一层一层转下来,不特多费周折,原来的意思,保不定就会走样,并且有些话也不便说——这一层于公于私的关系都很大,得要好好做个安排。

于是他点点头说:“我知道了。我自有道理,反正准教你痛快就是了!”

“谢谢大哥!”立山笑嘻嘻地请了个安。

“空口说谢怎么样?”李莲英开玩笑似的答说,“‘有宝献宝’,快拿出来吧!我得赶回宫去。”

“有,有!”立山一叠连声地答应。

李莲英喜爱“奇技淫巧”之物,立山经常替他预备得有的。这天捧出来的是一包西洋玩物,从金发碧眼的西洋春册到会走路的洋娃娃,总计十来件之多,足供他晚来无事,消遣好几个长夜之用。

在归途中,李莲英就替立山想到了一个好缺。但是这个缺亦不是能随便调动的,先得仔细看看,有什么机会能撵掉旧的,才能补上新的。

因此,他这天回宫,只夸赞立山的好处,说他办事实心实意,干练爽利,既有担当,又肯任劳任怨。接着便提到挑个日子,预备上清漪园去实地勘察一番,再画图样进呈。话很多,却始终不露如何给立山调个差,得以直接指挥的意思。

“好啊!”慈禧太后很赞成李莲英去看一看,因为他每次看了什么回来,耳闻目见,讲得清清楚楚,就等于她亲闻目睹一样,“你就在这三两天里头,好好去看一看。先画个地形图来。”

“奴才就后天去吧!”

“后天?”慈禧太后想了一下说,“我本来想后天去看看长春宫搭的戏台,那就改在明天去看。”

长春宫搭戏台是这年兴出来的花样,为的是传召外面的戏班子方便。为此慈禧太后特地移居储秀宫。而长春宫的戏台,限期九月底“报齐”,这天是九月廿六,离限期还有四天,依内务府办事的习惯,一定还不曾搭妥当。李莲英本想劝阻,到了限期那天再去看,话都到了口边,灵机一动,将要说的话缩了回去,响亮地答一声:“是!”

次日朝罢,传过午膳,慈禧太后向李莲英说道:“绕绕弯儿去!”

她每天饭后,总在殿前殿后走走,其名为“绕弯儿”,其实是为了消食。绕弯儿的时候,照例也有一班太监宫女随侍,原以为她只在储秀宫回廊上闲步,哪知竟出宫往南直走。李莲英知道她的行踪,抢上两步,招呼一名小太监说:“赶快到长春宫,告诉内务府的官儿,老佛爷驾到,让不相干的人赶紧回避。”

小太监从间道飞奔而去,一进长春宫便大嚷:“老佛爷驾到,不相干的人赶快出去!”

在场的内务府官员大惊失色。慈禧太后突然驾到,所为何来?堂郎中文铦慌了手脚,一面撵工匠出门,一面找长春宫的太监,预备御座。就在这乱作一团的当儿,慈禧太后出现了。

一踏进来脸色就难看,望着一堆堆乱七八糟的木料麻绳不断冷笑。文铦领着内务府的官员磕头接驾,慈禧太后根本就不理。

“戏台呢?”鸦雀无声中冒出来这么一句,声音冷得像冰,文铦顿时战栗失色。

“老佛爷在问:戏台怎么还没有搭好?”

“是,是月底报齐。”文铦嗫嚅着说,“今儿是廿七,还有三天的限。”

“你听,”慈禧太后转脸对李莲英说,“他还有理呐!”

遇到这种时候,跪在地下的人的穷通祸福都在李莲英手里,如果他肯善为解释,或者先装模作样地骂在前面,为慈禧太后消一消气,至少大事可以化小。不然,虽是小事,也可以闹大。

李莲英这天是存心要将事情闹大,当时便问文铦说道:“三天就能搭得好了吗?”

“能,能!”文铦一叠连声地说,“哪怕一天一夜,都能搭得起来。”

京里干这一行的,确有这样的本事,李莲英当然也知道,却故意不理会,只冷冷地说道:“既然这么着,又何必非要月底报齐?挑个好日子,早早儿搭好了它,趁老佛爷高兴,就可以传戏,不也是各位老爷们侍候差使的一点儿孝心吗?”

这一说,真如火上加油,慈禧太后厉声叱斥:“他们还知道孝心?都是些死没天良的东西!”说完,掉头就走,走了几步,回头吩咐,“去看,内务府有谁在?”

这是传内务府大臣。只有一个师曾在,听得这个消息,格外惊心动魄,因为不但他本人职责攸关,而且他的长子文麟现在造办处当郎中,长春宫搭戏台派定六名造办处司员合办,文麟恰是其中之一。

战战兢兢赶到储秀宫,递了绿头牌,却一直不蒙召见,想打听消息,都说不知道。等了一个时辰,小太监出来传知:不召见了。却颁下一张朱谕:“内务府堂郎中文铦暨造办处司员,贻误要差,着即摘去顶戴,并罚银示惩。”

接下来便是罚款的单子,堂郎中五万,造办处司员六人,各罚三万,总计二十三万银子,限十月十一日,也就是万寿正日的第二天交齐。

在被罚的人看,这么一个不能算错处的错处,竟获此严谴,实在不能心服。俗语说的是“打了不罚,罚了不打”,如今既摘顶戴,又罚银子,是打了又罚。这从哪里说理去?只有一面督促工匠,赶紧将戏台搭成;一面商量着找门路乞恩,宽免罚款。

要想乞恩,先得打听慈禧太后何以如此震怒?这一层文铦比较清楚,因为当时震栗昏瞀,应对失旨,事后细想,却能找出症结,坏在李莲英不肯帮忙。然则,他的不帮忙又是所为何来?想想并没有得罪他啊!何以出此落井下石,砸得人头破血流的毒手?

这个疑团很快地打破了——第二天军机承旨:“内务府堂郎中着立山去。”旨意一传,除却文铦都不觉得意外,因为立山早有能名,而且在“帝师、王佐、鬼使、神差”这四条捷径中占了两门——毓庆宫行走是“帝师”,在醇王门下名为“王佐”,出使“洋鬼子”的国度是“鬼使”,在神机营当差便是“神差”。四样身分,有一于此,即可春风得意,而况立山既是“王佐”,又兼着神机营的差使!

奉宸苑郎中与内务府堂郎中,同样郎中,但就像江苏巡抚与贵州巡抚一样,荣枯大不相同。内务府大臣并无定员,且多有本职,往往与遥领虚衔没有多大分别。内务府的实权多在堂郎中手里,如果干练勤练,圣眷优隆,一下子可以升为二品大员的内务府大臣。所以这一调迁,在立山真是平步青云,当然喜不可言。

而在周旋盈门的贺客之际,他念念不忘的是两个人,一个是醇王,一个是文铦。醇王犹在其次,文铦的失意,必须立即有所表示。

于是他托词告个罪,从后门溜出去,套车赶到文铦那里。帖子递进去,听差的出来挡驾,说主人有病,不能接见。

“我看看去!”立山不由分说,直闯上房,一面走,一面大喊,“文二哥,文二哥!”

到底都是内务府的人,而且立山平日也很够意思,文铦不能坚拒,更无从躲避,只得迎了出来,强笑着说:“你这会儿怎么有工夫来看我?”

“特为来给二哥道恼!”说着深深一揖。

文铦确实有一肚子气恼,不敢恼慈禧太后,也不敢恼李莲英,原就牙痒痒地想在立山身上出一口气。谁知他不速而至,先就乱了自己的阵法,此刻再受他这一礼,真所谓“伸手不打笑面人”,这份气恼,看来是只有闷在肚子里了。

“咳!”他长叹一声,“我恼什么?只怨我的流年不如你。”

“二哥跟我还分彼此吗?便宜不落外方,我替二哥先看着这个位子,等上头消一消气,想起二哥的好处来,那时候物归原主,我借此又混一重资格,就是沾二哥的光了!”

文铦笑了,“豫甫,你真行!”他说,“就算是哄人的话,我也不能不信。”

就这立谈之顷,主人的敌意不但消失无余,反将立山引为知心,延入书房,细诉肺腑。文铦相信立山不至于不够朋友挖他的根,但对李莲英颇感憾恨,认为他即使要帮立山,犯不着用这样的手段,当然这是他确信立山不会出卖朋友,拿他这番话去告诉李莲英,才敢于直言无隐。

立山自然只有安慰,说李莲英心中一定也存着歉意,将来自会设法补报。然后便跟文铦要人——这是很高明的一着,不独为了安抚文铦和他的那一帮人,而且也是收文铦的那一帮人为己所用。

在文铦,自是求之不得,毫无保留地将他在内务府的关系都交了出来。立山答应尽量照旧重用,但话中留下一个尾巴,如果李莲英有人交下来,又当别论。这是预备有所推托的话,然而也是老实话,文铦是可以体谅得到的。

离了文家,转道适园。车中寻思,醇王那里是非去不可的,说话可得当心,不能让醇王留下一个“蝉曳残声过别枝”的想法,以为巴结上了李莲英。但也不宜泄漏得太多,尤其是重修清漪园一事,既然慈禧太后有话,由她亲自跟醇王去说,更不能“泄漏天机”。

打定了主意,琢磨措词,等想停当,车也停了。但见苍茫暮色中,适园灯火闪耀,舆从甚盛。立山心想来得不巧,正逢醇王宴客,却不知请的是哪些人?

下车一问,才知道是宴请来京祝嘏的蒙古王公,此刻正在箭圃中张灯较射,回头还有摔角,由善扑营的高手与大汉壮士对垒。醇王府的侍卫劝立山在那里看个热闹。

“看热闹不必了。”立山说道,“我只跟王爷说几句话。”

那些侍卫平日都得过立山的好处,当时便替他安排,先领到抚松草堂暂坐,然后为他到箭圃中去请醇王来相见。

醇王穿的是骑射用的行装,石青缎子的四开气袍,上套通称“黄马褂”的明黄色丝褂,束一条金黄带子,手里握着两枚练手劲、活骨节用的钢丸,盘弄得“嘎,嘎”地响,人未到,声音先到了。

他问的第一句话跟文铦几乎一样:“这会儿你怎么有工夫到我这儿来?”

“特为来给王爷磕头。”说着,双膝跪倒,恭恭敬敬地磕了一个头。

“这是干吗?无缘无故给我磕头。”

“是谢王爷的栽培……”

“不,不!”醇王抢着说道,“你弄错了!我可不敢居功,调你到内务府,我事先根本不知道,上头也没有跟我提过。你该给皮硝李去道谢。”

立山心想,自己还真的来对了!听醇王话中的味道,大有酸意,岂可不赶紧消解?

“是王爷的栽培,我自己的事,自己知道。”立山答道,“蒙上头的恩典,调我到内务府,曾经跟李总管提过,问我怎么样。李总管回奏:立山是七爷赏识的人,不妨问问七爷的意思。上头就说:既是七爷赏识的人,一定错不了!无需再问了。王爷,您老请想,我这不是出于王爷的栽培?”

这套编出来的话,听得醇王胸中的疙瘩一消,大感欣慰,“原来还有这么一段儿!我倒不知道。”他说,“你可好好儿巴结差使,别丢我的脸!”

“是!”立山又说,“这一调过去,当然要忙一点儿。不过,神机营的差使,求王爷可别撤我的。”

“我撤你的差使干什么?不过,”醇王沉吟了一下,“我想,你还是在海军衙门兼个差使的好。将来海军衙门跟内务府打交道,我就都交给你了。你看怎么样?”

“全听王爷做主。我,反正只要能在王爷左右当差就是了。”

“好吧!反正我也少不了你。明儿个再说。”

“是!我跟王爷告假。”说着,立山便请了个安。

“你家总有些贺客,我不留你吃饭了。”说到这里,醇王喊道:“来啊!”等侍卫趋近,他才又对立山说:“今儿有烧烤全羊,我让他们去割半只,你带回去请客。”

于是立山又请安道谢。带着半只松枝烤的全羊,坐车回家。还有几个知交留在那里,商量着“叫条子”来分享王府的烧羊。邀的都是名震九城的“相公”。潘祖荫所眷的朱莲芬,梅家景龢堂的弟子、为李慈铭所倾倒的朱霞芬都来了。俊秀毕集,“条子”中只有一个秦雅芬托病未到,大家都知道,他的“老斗”是张荫桓,奉派出使美国,海天万里之行在即,自然有诉不尽的离情别意。托病不到,未算意外。

转眼过了万寿,是该交罚款的最后期限了。文铦五万交得最早,是立山为了弥补他的丢官,替他代垫的。造办处六名司员中,文麟的父亲是现任内务府大臣师曾,不能不交罚款,否则会祸延老父,此外就只有一个英绶,老老实实交了三万银子。其余四个或者确有困难,无力筹措;或者心疼银子,要求宽限;再有的便是算盘打了又打,认为交进罚款,亦不见得官复原职,倒不如留着这三万银子,另作打点的好。甚至于有人公然扬言:这三万银子孝敬了李总管,不但顶戴可复,而且还能搞个好缺。既然如此,何苦那么傻!

这件事使得立山为难。不遵限去催,公事不好交代;依限去催,得罪了人,怕旁人不平,多加讥责。想来想去,只有跟李莲英去商量,打算着真不能过关时,自己赔垫,庶几公事私谊,两得兼顾。

赔垫的这笔钱,羊毛出在羊身上,不愁不能在工程费内弥补,但传出去未免过于招摇,言官参上一本,说立山何来如许巨资赔垫,奉旨“明白回奏”,那时何言以对?因此,只要是爱护立山的,一定会极力劝阻他这么做。

这在立山是早就想到了的,明知道李莲英必不以为然,而仍旧要这样子说,无非以退为进的手段,逼得他不能不想法子来了结此事。

果然,李莲英听了他的话,先来一顿教训,说他轻率,是从井救人,不过也承认这是他的一个难题。于是立山领教之余,乘机央求,请李莲英向慈禧太后说好话,赦免了这笔罚款。

“那是办不到的事。一提反而提醒上头了!”李莲英想了一下说,“我看上头也不见得会记得这档子事,拿它‘阴干’了吧!”

这就是说,未缴罚款的,不必再催,不了了之。然而已缴罚款的,顶戴不复,岂能甘心?立山再想一想,事难两全,只有一步一步走着再说了。

于是,他又用满怀感激的语气道了谢。接下来便提到第二次踏勘清漪园——头一次道中遇雨,半途而废,这一次实在是头一次。李莲英因为万寿虽过,慈禧太后听戏的兴致还很浓,长春宫传外班来演,要过月半方罢,他得侍候在那里,因而约定过了十月十五,不拘哪一天,只要天气晴朗就去。

这天是十月十八,没有风却有极好的阳光,李莲英由立山陪着,坐车出西直门,过高粱桥,向北直驶海淀,经畅春园遗址往西不远,就到了万寿山麓、昆明湖畔的清漪园了。

这一带在英法联军入京之前,本来有五座园子。最大的是圆明园,圆明园之南是畅春园,本是明朝武清侯李伟的别墅。那时的圆明园还是皇四子,也就是后来雍正皇帝的赐园,畅春园的规模比它大得多,是圣祖经常巡幸之地,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十三日,龙驭上宾之地就在畅春园。乾隆即位,或许因为这里曾是所谓“夺嫡”奇祸发难之处,所以不常临幸,六十年中全力经营圆明园,而畅春园则因为位置在圆明园前面,被称为“前园”。

这两座园子之西,依次为万寿山、玉泉山、香山,合称为“三山”;万寿山下的清漪园、玉泉山下的静明园、香山之下的静宜园,则合称为“三园”,跟圆明园、畅春园一样,都毁在咸丰庚申的浩劫之中。但是殿基是毁不了的,如清漪园的勤政殿,石基宛然,只要稍微整理一下,就可以起造宫殿了。

李莲英和立山是在这里下的车。内务府造办处的官员、雷廷昌和他带来的将作好手,以及几家大木厂的掌柜,早就在那里侍候差使。行过了礼,雷廷昌将李莲英和立山先请到一旁临时搭盖的工寮中,一面歇脚饮茶,一面听他先讲解地形。

“清漪园本来有八景,叫作载时堂、墨妙轩、龙云楼、淡碧斋、水乐亭、知鱼桥、寻诗径、涵光洞。园子的规模,听这八景的名儿就知道了。”

想一想果然,一堂、一轩、一楼、一斋、一亭,此外就是一座桥、一个洞,甚至于一条船,亦美其名为“寻诗径”,规模似乎还不如寻常富室的园林。

“这一层我倒想不明白了。”李莲英皱着眉说,“乾隆爷是最爱修园子的,放着这么一片有山有水的好地方,倒不打主意?”

“总管问到节骨眼儿上来了。”雷廷昌答道,“我也听我家里老人说过,一呢,有一圆明园,天天忙,顾不到别处了;二呢,是给老太后庆寿的寺庙,那些花花稍稍的景致,安上去不合适;三呢,这片地方处处可以用,要拿亭台楼阁填满了它,也真有点吃力。”

“噢!”李莲英听到最后一句话,深为注意,“这是说地方太散漫了!现在要拿亭台楼阁填满了它,不一样也吃力吗?”

“是!”雷廷昌不慌不忙地答道,“不过那样子吃力反不讨好。这座山、这片湖是天然美景,布置得好,不会觉得散漫。”他展开图来,指点着说:“清漪园一共三个部位……”

这三个部位,第一是东宫门内的勤政殿和殿西、殿后的寝宫,文武大臣、左右侍从的值宿办事之处;第二是大报恩殿延寿寺,以及矗立在万寿山上的九层大塔,位置在全园正中;第三是万寿山后东面的一处洼下之地,三面山坡,围着一泓碧水,在苍松绿竹中,掩映着高低参差的金碧楼台、游廊小桥,别有情致。这就是清漪园附属的一个小园:“惠山园”。

照雷廷昌与那些将作名匠细细研究的结果,认为重修此园,不能不利用原有的基址,勤政殿改名为“仁寿殿”,殿西建皇帝的寝宫,再后面是慈禧太后的寝宫。在仁寿殿之后,太后寝宫之东,要盖一座大戏台。因为太后万寿,可在此地庆贺,循例赐群臣“入座听戏”,非有绝大规模的戏台不可。

在全园正中,大报恩延寿寺的遗址,背山面湖盖一座大殿,规制要崇于仁寿殿,作为皇太后的正殿。殿后就塔基修建一座佛阁,左右随山势高下,设置亭台。至于后山的惠山园,不妨就原来的样子,重建恢复。

听到这里,似乎话已告一段落。李莲英不免失望,大致如旧,了无新意。慈禧太后所叮嘱的“新奇有趣”,虽可在一楼一阁中想些花样,而整个格局,仍不免散漫空旷,只怕引不起游兴。

立山见此光景,便先提一句:“他们有个想法,真还不错!掉句书袋,叫作‘匠心独运’。大哥不妨看看。”

看是看一张图。抖开一幅长卷,仿佛工笔彩绘的《汉宫春晓图》,李莲英入眼一亮,只为湖边似乎缀着一条锦带,直通两头的宫殿,合二为一,格局顿时不同了。

“总管,请看,沿湖修一条千步廊,这头联着老佛爷的寝宫,那头通到佛阁下的大殿。不相干的两处地方,不就拴在一起了吗?”

这条长廊的好处,在雷廷昌口中真是说不尽,绾合两处宫殿,只是其中之一,顶关紧要的作用是,长廊本身就是一胜。虽然长有二百七十余间之遥,但造得蜿蜒曲折,每隔数十步,布置一座歇脚的亭子,或者通往临湖的轩榭,将来玉辇所止,随处闲眺,朝晖夕荫中的山色湖光,直扑襟袖,仿佛万寿山、昆明湖就是自己庭园中的假山鱼池了。

再从湖面北望,本来空宕宕的,只能遥观山色,有了这条长廊,便觉得翠栏红亭隐约于碧树之间,平添无数情致。如果遇到万寿或其他的庆典,长廊上悬起万盏纱灯,璀璨五色,叠珠累丸般自东而西,入夜远望,更为奇观。总而言之,有了这条长廊,园中的布局便通盘皆活。

李莲英表示满意,他也相信,慈禧太后对这一设计也会满意。

重修清漪园的工程,很快地开始了。一面由立山垫款,挑选吉日,悄悄动工清理渣土;一面由雷廷昌烫样画图,陆续进呈。

事情做得很秘密,但可以瞒外廷官员的耳目,却瞒不住无所不管的醇王。立山最担心的就是这件事,让醇王知道了,当面问起,无话可答。所以一直在催李莲英,设法劝请慈禧太后,早早跟醇王说明白,免得害他为难。

这是用不着掉枪花的,李莲英只找慈禧太后高兴的时候据实奏陈:快到年底了,内务府为了应付各处的垫支,得要上折子请款。不论是在海军衙门拨借,或着户部筹还,都得经过醇王查核。如果醇王不明白上头的意向,一定会驳,那时再来挽回,就显得不合适了。

慈禧太后自然听从。其实她也早有打算了,跟醇王说明此事,不费什么脑筋,麻烦的是户部尚书阎敬铭,此人如果不另作安排,即使醇王不敢反对修园,要从户部指拨经费,亦一定很困难。

经过深思熟虑,她想到了一个办法,传谕军机,拟定升补大学士的名单——内阁的规制,大学士一直是四端两协。首辅是李鸿章,照例授为文华殿大学士;次辅照入阁的年资算是左宗棠,本应授为武英殿大学士,但当初因为他是举人出身,所以授为东阁大学士,相沿未改;再下来是武英殿大学士灵桂,体仁阁大学士额勒和布。两位协办大学士是吏部尚书恩承,户部尚书阎敬铭。

这年八九月间,左宗棠、灵桂先后病故,空出两个相位,自然由协办大学士升补。协办可以兼领尚书,而当到大学士,有“管部”的职司,照例解除尚书之职。就这样顺理成章地将阎敬铭请出了户部衙门。

不过,慈禧太后此时对阎敬铭的恶感不深,所以让他补了左宗棠的东阁大学士的遗缺,仍旧管理户部。至于户部尚书的悬缺,慈禧太后决定找一个能听话的人来当。

户部衙门还有个人,就是满缺尚书崇绮,顽滞不化,颇令醇王头痛。慈禧太后因为嘉顺皇后的缘故,也对他极其冷淡,所以醇王主张拿他调走,慈禧太后毫不考虑地表示同意,不过,崇绮也不吃亏,补恩承的缺,调为六部之首的吏部尚书,正好与徐桐一起去讲“道学”。

这一下便连带有许多调动,首先是一满一汉的两位协办大学士,要在尚书中选拔。照例规,这多由吏部尚书升补。但徐桐的资格还浅,而资格最深的礼部尚书毕道远,一向无声无臭,慈禧太后记不起他有何长处,便看李鸿章的面子,将这个缺给了李鸿章一榜的状元、军机大臣刑部尚书张之万。

满缺的协办大学士,如果照资格而论,礼部尚书延煦、兵部尚书乌拉喜崇阿都是咸丰六年丙辰科的翰林,而乌拉喜崇阿升一品又早于延煦,更有资格升协办。哪知两人都落了空,满缺协办,朱笔亲书由咸丰九年进士出身的福锟升补。而且由工部调户部。另一位工部尚书翁同龢,也同样地移调到户部——这因为在慈禧太后心目中,翁同龢和平通达,而且“师傅”一向与内务府大臣、南书房翰林那样,是可以商量皇室“家务”的,修园子要动用部帑,不妨指使皇帝向“师傅”说明苦衷,事情就容易办得通。

工部两尚书就此时而言,自然也是要缺,慈禧太后决定麟书与潘祖荫接替。麟书是宗室,但有汉人的血统,因为他是乾嘉名臣铁保的外孙。铁保出身满洲八大贵族之一的董鄂氏,而这一族相传是大宋赵家的后裔。

麟书是咸丰三年的进士,既非翰林,又没当过尚书,而两个月前忽然为慈禧太后派为翰林院掌院学士,一时诧为异数,如今又补上工部尚书,真是官运亨通,与福锟的煊赫得意,可以媲美——两个人都是夫以妻贵,福锟夫人与麟书夫人都很得慈禧太后的欢心,才从裙带上拂出她们丈夫的官运。

上谕未颁,军机大臣许庚身先派达拉密钱应溥为他老师翁同龢去送信道贺。翁同龢的心境很复杂,真所谓一则以喜,一则以惧。喜的是户部尚书每个月份“饭食银子”就有一千多两,而且职掌国家度支,在体制上亦比专跟工匠打交道的工部尚书来得好看些。

惧的是如今又修武备,又兴土木,支出浩繁,深恐才力不胜。因此,有人相贺,说他由“贱”入“富”——从明朝以来就有人以“富贵威武贫贱”六字,分缀六部:户富、吏贵、刑威、兵武、礼贫、工贱。所以说翁同龢由工部调户部是由“贱”入“富”。而他却表示,宁居贫贱,礼部尚书清高之任,工部尚书麻烦不多,似乎都比当户部尚书来得舒服。

在盈门的贺客中,翁同龢特别重视的是阎敬铭。见他一到,随即吩咐门上,再有贺客,一律挡驾。然后延入书斋,请客人换了便衣,围炉置酒,准备长谈。

主客二人一个补大学士,一个调户部,应该是弹冠相庆之时,而面色却都相当凝重。特别是阎敬铭,不住眨着大小眼,仿佛有无穷的感慨,不知从何说起似的。

先提到正题的是主人,“朝命过于突兀。”翁同龢说,“汲深缏短,菲材何堪当此重任?所好的是,仍旧有中堂在管,以后一切还是要中堂主持。”

“叔平,”阎敬铭问道,“你这是心里的话?”

“自然!我何敢在中堂面前做违心之论?”

“既然如此,我也跟你说几句真心话。叔平,你知道不知道,你调户部,是出于谁的保荐?”

“我不知道。”翁同龢问。“是醇王?”

“不是,是福箴庭。”阎敬铭说,“福箴庭觉得跟你在工部同事,和衷共济,相处得很好。你自己以为如何?”

这话让翁同龢很难回答。想了好一会说:“中堂知道的,我与人无忤,与世无争。”

“着!他保荐你正就是因为这八个字。在工部,凡有大工,有勘估大臣,有监修大臣,你当堂官的,能够与人无忤,与世无争,就见得你清廉自持,俯仰无愧。然而到了户部就不同了,光是清廉无用,你必得忤、必得争。不忤、不争,一定有亏职守!”

这几句话,说得翁同龢汗流浃背。想想他的话实在不错,户部综司出纳,应进的款子不进,要争;不该出的款子要出,更要争。阎敬铭在户部三年十个月,与督抚争、与内务府争、与军机争,有时还要与慈禧太后争。得罪的人,曾不知凡几?如果不敢与人争,怕得罪人,这个户部尚书还是趁早不要干的好!

然而不干又何可得?就想辞官,除了告病,别无理由。而无端告病,变成不识抬举,不但辞不成官,说不定还有严谴。转念到此,惶然茫然地问道:“中堂何以教我?”

“我先给你看一道上谕。今天刚承旨明发的,你恐怕还没有寓目。”

这道上谕是阎敬铭从军机处抄来的,翁同龢打开一看,上面写的是:

朕奉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皇太后懿旨:“将京师旗绿各营兵丁饷银,照旧全数发给。”仰惟圣慈体恤兵艰,无微不至,第念各营积弊甚多,如兵丁病故不报,以及冒领重支,额外虚糜,种种弊端,不可枚举。亟应稽查整顿,以昭核实。所有京师旗营一切宿弊,着该都统、副都统认真厘剔,并随时查察。倘该参领等有徇欺隐饰情弊,即着指名严参,从重惩办,绝不宽贷。

“这!”翁同龢问道,“每年不又得多支一两百万银子吗?”

“这是醇王刻意笼络人心的一着棋。每年京饷,各省报解六百三十八万,各海关分摊一百六十二万,总计八百万,除了皇太后、皇上的‘交进银’以外,光是用来支付陵寝祭祀、王公百官俸给,跟京旗各营粮饷,本来倒也够了。可是此外的用途呢?海军经费是一大宗;两三年以后,皇上大婚经费又是一大宗;还要修园子!水就是那么一碗,你也舀,我也舀,而且都恨不得一碗水都归他!这样子下去,非把那一碗水泼翻了不可。”

“是啊!”翁同龢不断搓着手,吸着气,焦急了好半天,从牙缝中迸出一句话来,“修园子,户部绝不能拨款!户部制天下经费,收支都有定额,根本就没有修园子这笔预算。”

“叔平!”阎敬铭肃然起敬地说,“但愿你能坚持不屈。”

“我尽力而为。”翁同龢又问,“海军经费如何?”

“从前拨定各省厘金、关税,分解南北洋海防经费,每年各二百万两,不过各省都解不足的,北洋是自己收海防捐来弥补,一笔混账,户部亦管不了。现在这两笔海防经费归海军衙门收支,将来一定有‘官司’好打,户部亦有的是麻烦!”

“怎么呢?”翁同龢急急问道,“既然都归海军衙门收支,又与户部何干?哪里来的麻烦?”

“我再给你看两封信。”

两封信都是抄件,亦都是李鸿章所发,一封是致海军衙门的公牍,说明北洋海军的规模及所需经费:“查北洋现有船只,惟定远、镇远铁甲二艘,最称精美,价值亦巨。济远虽有穹甲及炮台甲,船身较小,尚不得为铁甲船,只可作钢快船之用。此外则有昔在英厂订造之超勇、扬威两快船,船身更小,而炮巨机巧,可备巡防。”这五艘船,可以在海洋中作战,但力量犹嫌单薄,要等正在英德两国订造的四艘战舰到达,合成九艘,另外添购浅水钢快船三艘、鱼雷小艇五六只,连同福建造船厂所造的旧船,方可自成一军。

至于北洋的海军经费,一共可以分成两部分,常年薪饷及舰船维持费一百二三十万,修建旅顺船坞大约一百四十万,在两年内筹足,每年要七十万两。新购及将来预备订购的船价,还未计算在内,明后两年,每年拨给北洋的经费就得两百万左右。

“这是李少荃扣准了北洋水师经费每年两百万的数目而开出来的账。”阎敬铭说,“户部的麻烦,你看另外一封信就知道了。”

另外一封给醇王的私函,说得比较露骨了:“户部初定南北洋经费,号称四百万,后因历年解不及半,不得已将江、浙、皖、鄂各省厘金,奏改八折,仍不能照解。闽、粤厘金则久已奏归本省办防。近三年来,北洋岁收不过十余万,南洋所收更少,部中有案可稽。似户部指定南北洋经费四百万两拨归海军,亦系虚名,断断不能如数。应请殿下主持全局,与户部熟商,添筹的款。”

“各省报解南北海防经费,每年不过一百二三十万,照四百万的定额,还差两百七八十万,户部从哪里替海军衙门去筹这笔的款?”

“这,”翁同龢问道,“朴园跟合肥又何肯善罢干休?”

“麻烦就在这里!你倒想,与人无忤,与世无争,又安可得?”

说着,阎敬铭一口接一口地喝酒。火盆旁边的茶几上,摆着好几碟江南风味的卤鸭、风鸡、薰鱼之类的酒菜,而赋性俭朴的阎敬铭,只取“半空儿”下酒,他的牙口很好,咬得嘎嗞嘎嗞地响。剥下来的花生壳,随手丢在火盆里,烧得一屋子烟雾腾腾,将翁同龢呛个不住,赶紧去开了窗子。

窗子斜开半扇,西风如刀如冰地刮在脸上,火辣辣地疼,然而脑筋却清醒得多了,定神想一想阎敬铭的话,有些摸不清他的来意。以他平日为人,及看重自己这两点来说,自是以过来人的资格来进一番忠告,但话总得有个结论,只说难处,不是徒乱人意吗?

这一来,他就知道自己该说些什么了。回到火盆旁时,举酒相敬,“中堂,”他说,“咸丰六年先公由吏部改户部,在任两年不足,清勤自矢,是小子亲眼所见的。到后来还不免遭肃六的荼毒。所以,这一次我拜命实在惶恐。不是我恭维中堂,几十年来的户部,没有比中堂再有声有色的,我承大贤之后,必得请教,如何可以差免陨越?”

阎敬铭点点头,睁大了那双大小眼问道:“叔平,你是讲做官,还是讲做事?”

书生积习,耻于言做官,翁同龢毫不迟疑地答道:“自然是讲做事。”

“讲做事,第一不能怕事,越怕事越多事。恭王的前车之鉴。”

这话使得翁同龢精神一振。最后那一句从未有人道过,而想想果然!穆宗不寿、慈安暴崩这两番刺激,给恭王的打击极大,加以家庭多故、体弱多病,因而从文祥一死,如折右臂,就变得很怕事了。南北门户日深,清流气焰日高,说起来都是由恭王怕事纵容而成的。到最后,盛昱一奏,搞得几乎身败名裂。追原论始,可说是自贻伊戚。

“中堂见事真透彻!请问这第二呢?”

“第二,无例不可兴!”

“户部兴一例,四海受害。圣祖论政,总是以安静无事四字,谆谆垂谕。”

“叔平,这话你说错了。时非承平,欲求安静无事,谈何容易?外寇日逼,岂能无事?我说的无例不可兴,并不是有例不可灭。能除恶例陋习,即是兴利。”

“是!中堂责备得是。”

“我不是责备。不过,叔平,你家世清华,又久在京里,干的都是清贵的差使,只怕人情险巇,仕途龌龊,还未深知。我只不过提醒你,随时要留意而已!”

“多谢中堂!”翁同龢心诚悦服,“反正还是中堂管部,我的胆也大了。”

“我自然是一本初衷,宁愿惹人厌,不愿讨人好。”阎敬铭叹口气,欲言又止地好几次,终于道出了他心底的感慨,“说实话,我亦实在没有想到,朴园会执政。否则,我怎么样也不肯到这九陌红尘中来打滚!”

翁同龢也是一样,绝未想到醇王会代恭王而起。不过对两王的短长,他跟阎敬铭想法不同:醇王也有他的长处。总而言之一句话,自从慈安暴崩,慈禧独掌大权,再有贤王,亦恐无所展布。一切的一切,都只有期待皇帝亲政以后了。

转到这个念头,翁同龢有着无可言喻的兴奋。皇帝到底是自己教出来的,自己的一套治平之学,快将间接、直接地见用于世了!

户部六堂官,书香一洗铜臭。有人说,自开国以来,没有见过这样整洁的人才。汉缺一尚书两侍郎,翁同龢、孙家鼐是状元,孙诒经虽未中鼎甲,但一直是名翰林,更难得的是满缺的尚书福锟,和左右侍郎嵩申、景善,亦是庶吉士出身。一部六堂,两状元、四翰林,就是最讲究出身的吏部与礼部,亦不见得有此盛事。

但是,国家的财政会不会比阎敬铭当尚书的时候更有起色,却有不同的两种看法。一种是说,户部六堂官都是读书人,而翁同龢这个状元又远非崇绮这个状元可及。读书人有所不为,更重名节,加以有阎敬铭这一把理财好手在管部,所以户部的弊绝风清、库藏日裕,是指日可期的。

另一种看法,也承认户部六堂官都是读书人,操守大致可信。但除嵩申兼领内务府大臣以外,其他五个人都与内廷有特殊关系,福锟的帘眷日盛,是尽人皆知的事,景善则是慈禧太后母家的亲戚。汉缺三堂官,翁同龢、孙家鼐在毓庆宫行走,孙诒经在南书房行走。师傅与南书房翰林,犹之乎富家巨室的西席与清客一样,向为深宫视作“自己人”。由此看来,慈禧太后完全是派了一批亲信在掌管户部,将来予取予求,正无已时。

外间有这两种看法,翁同龢都知道,他本人是希望符合前一种看法,不幸的是,后一种看法似乎言中了。

内务府上了一个奏折,由总管内务府大臣福锟、嵩申、师曾、巴克坦布、崇光、广顺等人联名合奏,说年终“发款不敷,请指款借拨”。所谓“发款”,就是发给内务府造办处司官及各大木厂为了修三海在工料上的垫款。这个奏稿,没有经过堂郎中立山,是不满立山的师曾等人所合拟,率直奏陈,司员“藉口垫办,未免浮开及动多挟制”。又说:英绶与文麟的罚款缴清,请赏还顶戴。

慈禧太后看到这个奏折大为生气,内务府大臣都传旨申饬,而师曾则申饬两次。

风声传到内务府,在上谕未发之先。立山听人约略说知,觉得痛快异常。堂官联络起来治他,不道自取其辱,来了个“满堂红”,尽皆申饬。当然,他也知道堂官不一定个个跟他作对,但藉这个机会,让他们知道靠山如泰山一样,亦是件好事。

痛快归痛快,麻烦还是要料理。料理这场麻烦,也正是自己显手段的机会,他不必堂官找他去商量,先就跟敬事房刘总管悄悄讲好了,四千两银子为传旨申饬的内务府大臣们买回来一个体面。

也不知是哪年传下来的规矩,大臣被传旨申饬,除了见于明发上谕以外,另由敬事房派出太监到家传旨。既称申饬,自需责备,起先不过措词尖刻,渐渐变成泼口大骂,以后愈演愈烈,竟成辱骂。太监的性情,乖谬阴贼的居多,论到骂人的本事与兴趣,没有人能比得上。既然口衔天宪,奉旨骂人,还不过足了瘾?善骂的太监,真能将被申饬的大臣骂得双泪交流,隐泣不已。

为了免于受辱,少不得央人说好话,送红包。因此太监奉派传旨申饬,就成了个好差使。刘总管收到立山的四千两银子,自己先落下一半,其余的一半平均分派。别人都伸手接了银子,唯独有个叫赵双山的不肯接,说他该得双份。

“凭什么你就该双份?”刘总管问。

“师曾不是申饬两回吗?”

“这是一码事!”刘总管说,“你跑一回腿,得一份钱,天公地道。”

“怎么能算公道?既然总管这么说,我去两回就是了。”

就这一句话将刘总管惹火了。拿手缩了回来,将银票放在桌上,“嘚!你一回也甭去!”他冷笑着说,“我的赵大爷,你请吧!我不敢劳动大驾。”

赵双山情知不妙,见机得快,赔着笑:“我跟你老闹着玩儿的,你老怎么真动气了呢?我去,我去!”说着,便自己伸手去取银票。

“去你的!”刘总管“啪”的一声,一掌打在赵双山手背上,咆哮着骂道,“你趁早滚开,少在我面前逞愣子。什么了不起的大事!真还少不得你赵双山不成?”

见刘总管动了真气,赵双山吓得赶紧跪下,旁人又说好做歹,替他求情。纵令如此,仍为刘总管狗血喷头地痛骂了一顿。当然,差使还是交了给他。

这一下,师曾就惨了。当赵双山赍着黄封到门时,他只当立山已经打点妥当,不慌不忙地唤家人备好香案,俯跪在地,只以为赵双山将上谕念过一遍,便申饬过了。

赵双山也不慌不忙地,先念上谕前半段:“该大臣等所司何事,而任听司员等浮开挟制,肆无忌惮至于如此,所奏殊不成话!总管内务府大臣均着传旨申饬。”

念这段的声音相当平和,所以师曾丝毫不以为意,只等赵双山将“钦此”二字念出口,便待谢恩。谁知不然,还有下文。

“复据奏称,”赵双山的声音提高了,“英绶、文麟罚款缴清,请赏还顶戴等语,所奏殊属冒昧。文麟系师曾之子,该大臣不知道远嫌,尤属非是!着再行传旨申饬。师曾!”

“师曾在!”

“你们爷儿俩要脸不要脸……”

由此开始,赵双山尽情痛骂,将受自刘总管的气,一股脑儿都发泄在师曾身上。而师曾挨了骂,还得磕头申谢,因为雷霆雨露,莫非皇恩。

内务府大臣全堂被申饬的上谕,到第二天才由内阁明发,不经军机而用“醇亲王面奉懿旨”的字样开端,提到内务府请“指款借拨”一节,准由海军衙门存款内借银四十万两,分作五年归还。

原来如此!翁同龢恍然大悟,同时心头一块石头落地。他一直在担心,内务府为修园子垫借的款子,如果奉旨由户部筹拨,便是绝大的难题,不遵则抗旨,遵旨则有惭清议,而且愧对阎敬铭。如今指明由海军衙门借拨,兴此一例,户部将可以不再为难。当然,修园的工款,大部分还是得由户部来筹,只不过所筹者,是筹足定额的海防经费而已!

这是一套自欺欺人的障眼法,在翁同龢固然可以装糊涂、逃责任,但却不能为清流所容。新近由江苏学政卸任回京的兵部左侍郎黄体芳觉得忍无可忍,决定上奏纠劾。

所纠所劾的是谁?当然不会是慈禧太后,也不宜参醇王。黄体芳跟他的儿子黄绍箕细细商量,决定拿李鸿章做个题目。

拟好奏折,尚未呈递,来了个不速之客,是黄绍箕的同年杨崇伊,他们光绪六年一起点的翰林,此时都在当编修。杨崇伊也是翁同龢的小同乡,江苏籍的翰林大都看不起李鸿章,而李鸿章也常骂“吴儿无良”。唯独杨崇伊是例外,一向跟北洋衙门走得很近。

因此,黄绍箕见他来访,便存戒心。闲谈了好一会儿,杨崇伊忍不住探问:“听说老伯这几日将有封奏?”

“‘背人焚谏草’,父子也不例外。”黄绍箕答道,“家父有所建言,向来不让我与闻的。”

这话就显得不够朋友了!杨崇伊心里在想:谁不知道“翰林四谏”之一的黄体芳,谏草大都出于爱子之手?只是心中不满,口头却无法指责,只好暗中规劝:“今天腊月十四了,急景凋年,何必还淘闲气?害得一个年都过不痛快!”

黄绍箕微笑不答,打定主意不让他有往深处探究的机会,杨崇伊话不投机,也就只好败兴而归。

黄绍箕自然将杨崇伊的话告诉了他父亲。黄体芳笑笑说道:“反正这个年总归有人不痛快,不是我,就是合肥。或者两个人都不痛快。”

当天递了折子,第二天一早“黄匣子”送到慈禧太后寝宫里,让她一起身就不痛快。

召见军机的时候,首先就谈黄体芳的奏折。由于折子发下去时并无指示,军机大臣都不明她的意向所在,所以不敢胡乱回答,都沉默着要先听了她的话再作道理。

“黄体芳跟曾纪泽,是不是有交情啊?”

这样问话,用意不难明白。黄体芳的奏折中建议:开去李鸿章会办海军的差使,责成曾纪泽专司其事。慈禧太后是想明白,黄体芳到底是帮曾纪泽说话,还是跟李鸿章过不去。

庆王奕劻无从置答,回身低声:“星叔,你回奏吧!”

署理兵部尚书许庚身随即高声说道:“回皇太后的话,曾纪泽与黄体芳并无渊源,不见得有什么交情。”

“照这样说,完全是看不得李鸿章!”慈禧太后说,“我看也是!黄体芳的话好刻薄。李鸿章这几年也办了不少事,真正有目共睹。说他光是会用钱,‘百弊丛生,毫无成效’,这不是瞪着眼说瞎话吗?”

“是!”庆王附和着说,“黄体芳的话,说得太过分了!”

“黄体芳是侍郎,也算朝廷的大臣,又不是梁鼎芬这些新进的翰林可比。他上这个折子,我实在不懂他是什么意思。”慈禧太后问道,“你们看怎么办?”

听这一说,她的意思完全清楚了,拿黄体芳跟因为参李鸿章而丢官的梁鼎芬相提并论,可以想见她的恼怒。庆王便即答道:“应该交部严议!”

“对了!交部严议。”慈禧太后说道,“大办海军,让李鸿章会办,是大家多少日子商量才定规下来的。难道就都不及黄体芳一个人的见识?何况大臣进退,权柄操在朝廷,他凭什么说这个不该用,那个该用?你们拟一个批来我看。”

当时许庚身执笔,拟了一个批来,呈上御案,慈禧太后亲自用朱笔誊在折尾上,发交吏部。批的是:“侍郎黄体芳奏,大臣会办海军,恐多贻误,请电谕使臣,遄归练师一折。本年创立海军,事关重大,特派醇亲王奕譞,总理一切事宜。李鸿章卓著战功,阅历已深,谕令会同办理。又恐操练巡阅诸事,李鸿章一人未能兼顾,遴派曾纪泽帮办。所有一切机宜,均由海军衙门随时奏闻,请旨办理。朝廷于此事审思熟虑,业经全局通筹,况黜陟大权,操之自上,岂臣下所能意为进退?海军开办伊始,该侍郎辄请开去李鸿章会办差使,并谕曾纪泽遄归练师,妄议更张,迹近乱政。黄体芳着交部议处!”

其时吏部尚书崇绮因病请假,由礼部尚书乌拉喜崇阿署理,他是个谨饬平庸、没有主张的人,另一位尚书徐桐,听见“洋”字就会变色,平生最恨“洋务”,对李鸿章自然没有好感,因而也就同情黄体芳。至于被黜复用,刚由署理吏部左侍郎补实为吏部右侍郎的李鸿藻,是昔日的清流领袖,对黄体芳更要回护。所以避重就轻地引用了一条来处分。

这条定例是:“官员妄行条奏者,降一级调用,公罪。”公罪是公事上有所不当,与个人品格有亏而获咎的私罪不同。公罪照例准许抵销,换句话说,只要得过“加级”的奖励,就不必降级。像黄体芳这种当到侍郎的大员,总有好几次加级的纪录,因此这样的处分,对他来说实在丝毫无损。

徐桐与李鸿藻如此主张,其余的堂官觉得不甚妥当,“妄议更张,迹近乱政”与“妄行条奏”的过失并不相同。然而因为上谕中最后一句是“交部议处”,不是“交部严加议处”,又因为黄体芳本人是兵部堂官,建议改派曾纪泽专司筹练海军,亦可说是分内应尽的言责,似乎谈不到“乱政”。这样一转念间,也就默然同意了。

覆奏一上,慈禧太后大为不满。认为“所议过轻”,朱笔亲批:“黄体芳着降二级调用。”而“吏部堂官传旨严行申饬”。包括告假的崇绮在内,这个年便都过得不甚痛快了。

除夕那天,慈禧太后做了两个重要决定,也就是在明年要办的两件大事:一件是由选秀女开始,为皇帝立后;一件是预备撤帘归政。

于是,光绪十二年正月初五,慈禧太后召见军机,当面嘱咐,决定带皇帝去谒东陵。此行有三大典礼,第一是到慈安太后在普祥峪的定东陵上去行“敷土礼”。慈安太后暴崩于光绪七年三月,当年九月大葬,慈禧太后因为病体初愈,不耐长途跋涉,未曾送到陵上。皇帝年纪太轻,亦不能送葬。四年以来,慈禧太后一直认为这是一件她应该对慈安太后抱歉的事,决定趁撤帘归政之前,弥补此一咎歉。

第二是皇帝登极以后,始终还没有瞻谒过穆宗的惠陵,这一次应该尽礼。第三就是在东陵隆恩殿为列祖列宗行大飨礼。

所谓“敷土礼”就是民间的扫墓,自以清明为宜,所以当天颁发上谕,定于二月廿七起銮,三月初二清明行敷土礼,礼成以后随即回銮,预定三月初七还宫。为了迁就三月初二清明这个日子,回銮的行程相当匆促,而必须在三月初七还宫,则因为这一年会试定制三月初九第一场开始,考官必得在前一天入闱。三月初七回京,第二天派出考官,才能不误试期。

这一下,有三个衙门要大忙特忙了。第一个是直隶总督衙门,要办“陵差”,主要的是整修沿途的跸道;第二个是礼部,要准备各项仪注;第三个就是内务府,侍候皇太后、皇帝及宫眷的车驾食宿,不是轻而易举的事。

不过大感为难的既非内务府,亦非直隶总督衙门,而是礼部。慈禧太后谒陵,仪注自有成例,为难的是初谒普祥峪慈安太后的陵寝,并无成例可循,找遍旧案,只有同治四年两宫太后致奠孝德显皇后的例子,似乎可用。

孝德显皇后萨克达氏,是道光二十七年文宗当皇子的时候,宣宗为他所册立的嫡福晋。但这位福晋福薄,并未当过皇后。道光二十九年,宣宗的继母孝和睿皇后驾崩,第二天,这位福晋薨逝。而当孝和睿皇后驾崩时,宣宗已经高龄七十有二,并且有病在身,岁暮之际,接连遭遇丧事,过于伤感,所以不到一个月,亦就龙驭上宾了。

于是文宗即位,萨克达氏被追封为孝德皇后,而她的丧仪进行到一半,由于身分自皇子的嫡福晋变为皇后,亦就更改为大丧仪,梓宫一直停放在东陵附近的隆福寺。同治四年,文宗大葬,孝德皇后合葬于定陵。两宫皇太后致奠,因为孝德皇后是元后,当然用的是妃嫔对皇后六肃三跪三叩的大礼。

这一次慈禧太后拜谒慈安太后的陵寝,应该亦可援用此一成例,满尚书延煦主张最力。他所持的理由是,生前两宫并尊,而死后的情形不同,一直到咸丰十一年文宗驾崩的时候,始终是皇后与懿贵妃这两种不同的身分。如果说慈禧太后此时可以平礼致祭,那么当时两宫以妃嫔之礼祭奠孝德皇后,就是错了。

于是定议,详细覆奏。慈禧太后先看行大飨礼的仪注,写的是:

康熙九年秋,圣祖奉太皇太后率皇后谒孝陵,前一日,躬告太庙,越日启銮,陈卤簿,不作乐。

既达陵所,太皇太后坐方城东旁,奠酒举哀,皇太后率皇后等,诣明楼前中立,六肃三跪三拜,随举哀奠酒,复三拜,还行宫。后世凡皇太后谒陵仿此。

这个仪注,慈禧太后自无话说,接下来看到皇太后“诣普祥峪定东陵行礼礼节”,自然而然想到当年在隆福寺祭奠孝德皇后的情形,勃然大怒,将礼部的奏折狠狠地摔在地上。

左右太监宫女见此光景,吓得个个屏声息气,双腿发抖。当然,李莲英是例外,然而也不敢随便说话,努一努嘴,示意太监宫女都退了出去,然后捡起奏折,悄悄看了一下,还不知究竟,只猜想到一定是礼部所拟的仪注,大不合她的意思。

“你看!”慈禧太后指着奏折,咬牙说道,“礼部拟的什么仪注?”

“哪儿不对,传旨军机说给他们改就是了。”李莲英说,“礼部堂官都是书呆子,何必为他们动那么大的气?”

慈禧太后也是一时之气,自觉为此发怒,会遭人背地里批评度量太狭,因而忍住一口气,接纳了李莲英的建议。

于是军机承旨,通知礼部重拟仪注,要跟当初两宫太后在隆福寺祭奠孝德皇后的礼节稍有区别。这本来不算一件大事,如果初拟之时,就酌量更改,亦不会有人批评,但这样一奏一驳,反而引起士林注目,尤其是会试将近,才俊之士云集京师,其中颇不乏为老辈宿儒所敬重的名士通人,将这件事看得很深。因为看得深,也就看得很重。

这也可以说是旧事重提。当年为了醇王是皇帝的本生父,防微杜渐,深恐明朝嘉靖年间“大礼议”的故事重演,所以极力裁抑醇王。上至亲贵,下至翰林,几乎无不以为醇王绝对不可过问政事,防他因为干预朝政而逐渐养成羽翼,一旦皇帝亲政,成了无形中的“太上皇”,便无人可以制他。这重借为穆宗立嗣作题目,其实等于“争国本”的公案,直到穆宗大葬,吴可读尸谏,方始告一段落。

在当今皇帝入承大统之初,就是醇王自己也知道,处于极大的嫌疑之地,自分必是从此与国家政事绝缘,闲废终身,因而当时上奏两宫太后,有“曲赐于全,许乞骸骨,为天地容一虚糜爵位之人,为宣宗成皇帝留一庸钝无才之子”的苦语。谁知忽忽十载,情势已变。如今醇王不但过问政事,而且成了“太上军机大臣”,吏事、军务、财政一把抓,当年的杞忧,成了今天的隐忧。大家也都知道,只要慈禧太后垂帘听政,醇王绝不敢稍有逾越,但如一旦撤帘,优游于禁苑之中,大权交付于皇帝之手,那时谁也保不定醇王会不会起异心。即或他本人并无此意,却又有谁敢断定,他左右不会加以怂恿?赵匡胤这样谨厚而不好威权,不也“黄袍加身”,欲罢不能吗?

因此,为了消除这重隐忧,今日之下,必须讲礼。礼制并称,唯有礼法,也就是祖宗的家法,才可以防制得了不测的异心。如果此时为了不关轻重的仪注,可以容许慈禧太后不守礼制成法,便是开了一个恶例,将来皇帝亲政以后,倘或要步明世宗的后尘,尊敬本生父的醇王,试问礼官言路,又如何得能犯颜直谏?

当然,这些议论关系重大,只能在最亲密的朋僚集会中悄悄交谈,而礼部六堂官当然也都了解此事关系的重大,同时也颇警惕于士论不可轻忽,倘或曲从懿旨,修改仪注,引起士林不满,纷纷上书,那时言路上一定会有所表示,首当其冲的,便是礼部官员。

但如公然违旨,似更不妥。左思右想,都是难处,而启銮的日子却一天一天逼近了。迫不得已,只有从李莲英身上去打主意。由礼部的一名跟李莲英拉得上亲戚关系的司官,特地备了一份丰腴的大礼,专诚拜访,屏人密谈,细诉其中的苦衷。

这些地方,李莲英极知大体,一口应诺,设法化解此事。回到宫中,他自己不便进言,要跟荣寿公主去商量其事。

荣寿公主在宫中有特殊的地位,因为慈禧太后对她有特殊的感情。最初是宠爱,加上她知礼识大体而得到的重视;及至指婚早寡,自然矜怜;再因为她生父恭王被黜,慈禧太后又不免自觉愧歉。这爱、重、怜、歉四个字加起来,竟奇怪地起了畏惮之心。慈禧太后做一件不合体制的事,或者制一件颜色花样过于鲜艳、不合老太后身分的衣服等等,总要叮嘱左右:“可别让大格格知道,教她说我两句,我可受不了。”

当然,这也因为荣寿公主凡有进谏,第一是一定有驳不倒的道理;其次是言讽而婉,暗中点到,从不伤慈禧太后的面子。因此,遇着这样一件棘手的事,她虽义不容辞地一肩承担了下来,却不敢操切从事,只是默默盘算,耐心地在等机会。

这天是初选秀女的日子。一共九十六个人,三双姊妹花最受人注目。第一双是都统桂祥的女儿——慈禧太后两个弟弟,一个叫照祥,一个叫桂祥。咸丰十一年秋天,慈禧太后母以子贵以后,她的父亲惠征追封承恩公,照例由照祥承袭,已在光绪七年下世。桂祥是慈禧太后的幼弟,平庸没出息,坐支都统的俸给,一天到晚躲在东城方家园老家抽大烟。他的两个女儿就是慈禧太后嫡亲的内侄女,大的“留下”,小的指婚,配了给“九爷”孚郡王奕譓的嗣子载澍。

第二双是长叙的女儿。长叙是陕甘总督裕泰的儿子,弟兄三个,老大叫长敬,做过四川绥定知府,早已下世,他的儿子是文廷式的至交,现在当翰林院编修的志锐;老二便是长善,字乐初,前几年当广州将军,大开幕府,广延名士,在将军署中有亭馆花木之胜的“壶园”,作赋论兵,饮酒赋诗,于式枚、文廷式、梁鼎芬三人就是在他幕府中结成了莫逆之交的。

长叙行三,早在光绪三年就当到侍郎。光绪六年与山西藩司葆亨结成儿女亲家,好日子挑在十一月十三,这天是圣祖宾天之日,国忌不准作乐,更何论办喜事?其时清流的气焰正盛,邓承修素服登门道贺,满堂宾客,既惊且骇。长叙赶紧派人去打听,邓承修已经上折严参,结果两亲家一起罢官。

经此挫折,长叙一直倒楣,直到前年慈禧太后五旬万寿,以“废员”随班祝嘏,才蒙恩开复了处分。他的这双掌上明珠,大的谨厚,小的娇憨,现在都跟文廷式在读书。九十六名秀女之中,要讲知书识礼,大概要推这两姊妹为首了。

第三双是江西巡抚德馨的女儿,论貌最美,大家猜测,一定也在留下之列。果然,九十六名秀女,“撂牌”刷下去的五十七个,指婚的三个,留下的三十六个之中,有德馨、长叙家的两双姊妹花。

选秀女原是很有趣的一件事,加以这天风和日暖,气候宜人,所以慈禧太后的兴致很好。荣寿公主看看是机会了,便在膳后侍坐闲话的时候,闲闲说道:“女儿从没有跟皇额娘求过什么,今儿个可有件事,得请懿旨恩准。”

“噢!”慈禧太后很注意地问,“是为你阿玛的事?”

她是指恭王。前年为了随班祝嘏,醇王为他乞恩,碰了个大钉子;这次谒陵,是由惇王出面,面奏准他扈从,结果仍是碰了钉子。慈禧太后只以为荣寿公主要为她生父说情是猜错了。

“阿玛?”荣寿公主装作不解地问,“女儿的阿玛,不是文宗显皇帝吗?”

这就是荣寿公主厉害的地方,礼制上一步不错。自己既然被封为固伦公主,当然不能再认恭王为父。慈禧太后见她这样回答,不能不改口问道:“是为你六叔说情!”

“不是!连五叔说情都不准,女儿怎么敢?不过倒也是说情。礼部拟仪注,既不敢违旨,又不敢违祖宗家法,而且其中有绝大的关碍,实在为难。皇额娘就准他们照原议吧!”

“绝大的关碍!是什么?”慈禧太后困惑地问。

“女儿现在也不敢说,圣明不过皇额娘,慢慢儿自然明白。总而言之,礼部没有错,不但没错,还真是维护皇太后、皇上。”荣寿公主跪下来磕头,“皇额娘信得过女儿,就准奏吧!”

慈禧太后沉吟了好一会儿说:“好吧!我信得过你。”

于是第二天就传旨,普祥峪定东陵行礼的礼节,准照二月初十所议。话虽如此,慈禧太后却另有打算,只是时候未到,不便透露。

二月廿七,皇帝奉皇太后启銮谒东陵。留京办事的王公大臣派定五个人,惇王、大学士恩承、协办大学士福锟、户部尚书翁同龢、左都御史祁世长。

銮舆出东华门,慈禧太后照例先到东岳庙拈香,这天驻跸燕郊行宫;第二天驻白涧;第三天驻桃花寺;三月初一驻隆福寺。第二天清明,便是在普祥峪定东陵,为慈安太后陵寝行敷土礼的日子。

一到定东陵,慈禧太后先在配殿休息。一面喝茶,一面吩咐:“拿礼单来!”

礼单是早由礼部预备好的,到什么地方该行什么礼,一款一款写得清清楚楚,一检即是,随即呈递。

“怎么是这样子的礼节?”慈禧太后发怒了,随手将礼单往地下一摔,“让他们重拟!”

她实在是不愿行跪拜之礼。早就打算好的,临事震怒,使得礼部堂官张皇失措之下,不能不乖乖就范,而事过境迁,言官亦不便再论此事的是非。这个打算是连荣寿公主都不知道的。李莲英虽窥出意向,却不敢探问,因而此时面面相觑,不知何以处置?

当然,这只是片刻的迟疑,李莲英在这时候何敢违抗?很快地捡起礼单,亲自到阶前大声问道:“礼部堂官听宣!”

礼部六堂官都在,赶紧奔了上来,依序跪下,听李莲英传宣懿旨。

听明懿旨,跪在地上的礼部两尚书、四侍郎相顾失色,只有延煦比较沉着,但脸色苍白,说话的声音亦已经发颤了!

“这要争!”他气急败坏而又说不清楚,自己也感觉到失态,定定神便又说了一句,“这不争,国家要礼臣何用?”

于是,站起身来,整一整衣冠,踏上台阶。李莲英一看情形不妙,拦住他问:“延大人,你要干什么?”

“我当面给皇太后回奏。”延煦答说,“请李总管先替我代奏,我要请起!”

见此光景,料知拦他不住,李莲英只有惴惴然地叮嘱:“延大人,你可别莽撞。”

“是的。”延煦点点头,表示领会他的好意,“我会当心。”

于是李莲英进殿为他回奏,说礼部尚书延煦有话回奏,接着建议:“让他在殿门外跟老佛爷回话吧!”

李莲英是深怕延煦出言顶撞,惹得慈禧太后动了真气,不好收场。让延煦在门外回奏,则殿廷深远,声音听不清楚,他便可往来传话,从中调和腾挪,不至发生正面冲突。说来倒是一番好意,但延煦并不能领会。

“奴才不能奉诏!”延煦跪在门外,大声直嚷,“皇太后今天到这里,不能论两宫垂帘听政的礼节,只有照显皇帝生前的仪注行事。”

慈禧太后勃然大怒,刚要发话,李莲英已经出言呵斥:“延尚书!不管你有理没理,怎么这样子跟皇太后说话!”

这是维护延煦,他那一句“有理没理,不该这样子说话”,正说中慈禧太后心里的感觉,立刻便消了些气,吩咐李莲英:“有话让他起来说!”

延煦长跪不起,“皇太后不以奴才不肖,命奴才执掌礼部,如今皇太后失礼,奴才不争,是辜恩溺职!”他略停一下又说,“祖宗的家法,绝不可违,奴才不争,虽死无面目见祖宗。皇太后不准奴才的奏,奴才跪在这里不起来!”

“嘿!”站在慈禧太后身后的荣寿公主,用一种好笑的口吻,轻声自语似的,“竟在这儿撒赖了!”

慈禧太后的性情,有些吃硬不吃软,此时对延煦不免起了好奇心。也不过一个“黄带子”,竟像吃了豹子胆似的,敢于如此顶撞,岂不可怪?倒要仔细看看这个人。

“让他进来!”

这一进来面对驳诘,就真个非闹成轩然大波不可。荣寿公主一眼望见李莲英求援的眼色,立即便说:“让他跪着吧!老佛爷该更衣了。”

“喳!”李莲英响亮地答应,转脸关照慈禧太后贴身侍奉起居的宫女瑞福,“侍候礼服。”

实在是素服,为了字眼忌讳,称为礼服。早就预备妥当,等将慈禧太后拥入临时准备的寝殿,瑞福率领十一名同伴一起动手,片刻之间,便可竣事。

荣寿公主也帮着在照料,她一面弯腰为慈禧太后系衣带,一面自言自语地念道:“疾风知劲草,板荡识忠臣!”

“你念的什么?”慈禧太后问道,“你说谁是忠臣?”

“杨廷和。”

“杨廷和!”慈禧太后问,“明朝的杨廷和?”

“是。”

慈禧太后默然。当年文宗崩于热河,两宫太后带着小皇帝回京,垂帘听政之初,南书房翰林奉敕编纂一本《治平宝鉴》,专谈历代圣君贤臣的故事,由出身词科的大臣在帘前进讲。慈禧太后宫中无事,亦常拿这本书作教本,为妃嫔宫眷讲解,所以她记得起杨廷和这个人。明武宗嬉游无度,自殒其身,崩后无子,自湖北安陆奉迎兴献王长子厚熜入承大统,建号嘉靖。嘉靖帝要追尊所生,称兴献王为“兴献皇帝”,为“皇考”,而坚持以为不可的,正就是首辅杨廷和。

“你拿杨廷和比作什么人?”慈禧太后问道,“跪在殿外的那一个?”

“皇额娘知道了,何必还问女儿?”

慈禧太后微微摆头:“他不配!”

“他虽不配,他可以学。”荣寿公主略停一下,用虽低而清楚的声音说,“有一天有人在这里要改礼单,用什么‘皇嫂’的字样,但愿礼部尚书仍旧是跪在门外的那个人!”

慈禧太后瞿然而惊,转脸看着荣寿公主,极有自信地说:“他不敢!”

这个“他”就是荣寿公主所说的“有人”,都是指醇王。有一天醇王如果想当“太上皇帝”,到祭奠定东陵时,自然不肯用臣礼,自然要改礼单,如果有延煦这样的礼部尚书敢于犯颜力争,那就是“疾风知劲草”了。

当然,慈禧太后听政之日,醇王不敢。但在她身后呢?这话不便直说。有宫女在旁,也不便直说,荣寿公主便很含蓄地答道:“只怕有张璁、桂萼。”

张璁、桂萼都是在嘉靖朝的“大礼议”中,迎合帝意而起家的。慈禧太后到这时候才算彻头彻尾地省悟,延煦执持家法与文宗在日的仪注,长跪不起来力争,不是有意跟自己作对,而是有着防微杜渐、以礼制护国本的深意在内。

“你们出去!”慈禧太后向宫女们吩咐。

“是。”瑞福领头答应。

“慢着!”慈禧太后特为放缓了声音,“你们谁听懂了大公主的话?说给我听听,说对了,我有赏!”

这个“赏”不贪也罢!瑞福急忙答道:“奴才哪儿懂啊?”

慈禧太后脸色一变:“不懂就少胡说。谁要是多嘴,活活打死!”

宫女们都吓得打哆嗦,有人甚至赶紧掩住了嘴,悄没声息地都退了出去。

不久,慈禧太后由荣寿公主搀扶着回到配殿。她的神色恬静平和,吩咐李莲英传旨:准照礼部所进的礼单行礼。

“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气象,突然之间化作光风霁月,殿外踧踖不安、屏息以待的王公大臣,无不称颂圣明。延煦亦顿时成了英雄人物,然而都只是投以佩服的眼光,却没有人敢跟他谈论此事,因为蕴含在其中的深意是绝大的忌讳,多言贾祸,宜效金人。

三月初七,两宫还京:皇帝是午初到的,慈禧太后是傍晚到的。留京办事,并须在宫内值宿的翁同龢,交卸了差使,本可以回家高枕酣眠,却以有事在心,一直睡不安稳。明知第二天并“无书房”,依旧夜半进宫,打算一派了“闱差”,随即谢恩出宫,打点入闱,可以省好些事。

天刚亮宣旨,派定这年会试的考官,正总裁是崇绮告病开缺、新近调补为吏部尚书的锡珍,副总裁三位:左都御史祁世长,户部侍郎嵩申、工部侍郎军机大臣孙毓汶。

翁同龢满心以为自己会膺选这一科的主考,而且也非常想得这一科的主考,好将一班名士如张謇、文廷式、刘若曾等等网罗到门下,因而见到这张名单,惘然若失,整日不怡。

失望的不止于翁同龢,更多的是信得过自己笔下的举子。所谓“场中莫论文”,大致指乡试而言。会试聚十八省菁英,争一日之短长,是不容易侥幸的。运气的好坏,就看主司可有衡文的巨眼。像去年秋天新科举人复试,吏部尚书徐桐拟题,试帖诗的诗题是“校理秘文”,将个“秘”字写成“衣”旁一“必”,成了白字,通场二百多人,都不知所本,相约仍旧写作“秘”。如果遇着这样不通的主司,纵有经天纬地的识见,雕龙绣凤的文采,亦只是“俏眉眼做给瞎子看”。

这一科的正副总裁,除了祁世长以外,没有一个是有文名的,而祁世长又笃守程朱义理,论文讲求厚重朴实,不会欣赏才气纵横之士。因此,“听宣”以后,首先文廷式就凉了半截,回到家,一言不发,只在书房里枯坐发愣。

“怎么回事?”梁鼎芬的龚氏夫人关切地问,“高高兴兴出门,回来成了这副样子。”

“唉!”文廷式叹口气,“这一科怕又完了!”

“没有说这种话的。还没有入闱,就先折了自己的锐气。”龚夫人问道,“翁尚书是不是大主考?”

“不是!”

“潘尚书呢?”

“也不是!”

龚夫人知道他不愉的由来了。往常文酒之会,她也在屏风后面听文廷式的同年谈过,上年顺天乡试,多得佳士,都因为怜才爱士的潘祖荫、翁同龢主持秋闱,但望今年春闱,仍旧有他们两人,那就联捷有望了。不想这两位为士林仰望的大老,一个也不曾入闱。

她心里也为文廷式担心,然而口中却不能不说慰勉激励的话。

“芸阁,”她扬一扬脸,摆出那种仿佛姊姊责备弟弟的神色,“你自己都信不过你自己,又怎么能让考官赏识你?”

“也不知怎么的,”文廷式叹口气说,“今年的得失之心格外萦怀,深怕落第,对你不起。”

“这你就错了!”内心感动的龚夫人想了一下答道,“记得有《随园诗话》上看过两句落第诗:‘也应有泪流知己,只觉无颜对俗人。’你考上也好,考不上也好,反正在我来看,你总是迟早会得意的才子。”

将来得意是一回事,这一科落第又是一回事。他所说的“对不起你”,不是她所想的科场蹭蹬,而是债主临门——梁鼎芬去年离京,还留下好些“京债”,这半年多又拉下好些亏空,倘或会试下第,放京债的立刻会上门索讨,岂不教她烦心?就算能设法搪塞得过去,而“长安居,大不易”,哪能逗留在京里,从容等到三年之后的下一科?看来榜上无名之日,就是出京觅食之时。

这话只能放在心里,此时来说,徒乱人意。文廷式想来想去,只能强抛忧烦,打起精神,全力对付会试,才是眼前唯一的排遣之道,因而换个话题说:“后天上午进场,考具依旧要麻烦你。”

这是龚夫人第二次为他料理考具,有了去年送他赴秋闱的经验,这一次从容不迫,分作两部分来预备,一具藤箱、号帘、号围、钉子、钉锤、被褥、衣服、洋油炉子、茶壶、饭碗等等,一只三槅的考篮,只有最下面一槅是满的,装着茶米油酱等等食料,还有两槅空着。

“笔墨稿纸,要你自己来检点,笔袋卷袋,我都洗干净了,在这里!”龚夫人抽开第一槅指点着,“进场吃的菜跟点心明天下午动手做,早做好会坏。”

“也不必费事,买点酱羊肉、‘盒子菜’这些现成的东西就可以了。顶要紧的一样……”

“独爱红椒一味辛。”她抢着念了一句他的词。

文廷式笑了,“我想你不会忘记的。”他说,“也不要忘了给我带瓶酒。”

“算了吧!”她柔声答说,“你的笔下快,出场得早,第一场完了,回家来喝。”

“不!”文廷式固执地,“初十上半天入闱,要到晚上子初才发题。十一那一整天的工夫,一定可以弄完,要到十二才能出闱。空等这一夜太无聊了,不以酒排遣怎么行?”

“那好!我替你备一瓶酒。不过你得答应我,一定要文章缴了卷才能喝。”

“是了!我答应你。”

于是一宿无话。第二天上午,他料理完了笔墨纸砚,以及闱中准带的书籍,便出门访友。等傍晚回家,龚夫人已经预备好了带入场的食物,另外做了几样很精致的湖南菜,预祝他春风得意。等酒醉饭饱,又催着他早早上床,养精蓄锐,好去夺那一名“会元”。

文廷式一觉醒来,不过午夜,起来喝了一杯茶,遥望隔墙,犹有光影,见得她还不曾入梦。她在做些什么?是灯下独坐,还是倚枕读诗?他很想去看一看,但披上长衣走到角门边,却又将要叩门的一只手缩了回来——只为明天要入闱了,应该收拾绮念,整顿文思。

重新上床却怎么样也睡不着,辗转反侧,一直折腾到破晓,方觉双眼涩重,渐有睡意。不知过了多少时候,一惊而醒,霍地坐起身来,但见曙色透窗纱,墙外已有辘辘车声了。

文廷式定定神细想,梦境历历在目。一惊而醒是因为自己的“首艺”——第一场的试卷,被贴上“蓝榜”,因为卷子上写的不是八股文与试帖诗,而是一首词,他清清楚楚记得是一阕“菩萨蛮”:

兰膏欲烬冰壶裂,搴帷瞥见玲珑雪。无奈夜深时,含娇故起辞。

徐将环珮整,相并瓶花影。敛黛镜光寒,钗头玉凤单。

“奇梦!”他轻轻念着,“无奈夜深时,含娇故起辞。”不自觉地浮起去年冬至前后雪夜相处的回忆。

这份回忆为他带来了无可言喻的烦乱的心境。旖旎芳馨之外,更多的是悔恨恐惧。他想起俗语所说的“一命二运三风水,四积阴功五读书”,不知道在“含娇故起辞”到“徐将环珮整”之间那一段不曾写出来的经过,是不是伤了阴骘?

为了这个梦,心头不断作恶。三场试罢,四月十二到琉璃厂看红录,从早到晚,还只看到一百八十名,不但他榜上无名,连南张北刘——张謇与刘若曾亦音信杳然。

回得家去,自然郁郁不欢。龚夫人苦于无言相慰,又怕他这一夜等“捷报”等不到,是件极受罪的事,便殷勤劝酒,将他灌得酩酊大醉。却还期望着他一觉醒来,成了新科进士。

醒来依旧是举人。上年北闱解元刘若曾、第二张謇,竟以名落孙山,这使得龚夫人好过些,也有了劝他的话,“主司无眼,不是文章不好。”她说,“大器晚成,来科必中!”

“但愿如此!”文廷式苦笑着,心中在打算离京之计了。

当然,这不是一两天可以打算得好的,而且榜后也不免有许多应酬,要贺新科进士,也要接受新科进士的慰问。一个月之间,荣枯大不相同。文廷式不是很豁达的人,心情自然不好,应酬得烦了,只躲在长善那里避嚣。

“告诉你一件奇事。”志锐有一天从翰林院回来,告诉他说,“醇王要去巡阅海军……”

“那不算奇。新近不是还赏了杏黄轿了吗?”

“你听我说完。醇王巡阅海军不奇,奇的是李莲英跟着一起去。”

“那,那不是唐朝监军之祸,复见于今日了吗?”

“是啊!”志锐痛苦而不安地,“可忧之至。”

“这非迎头一击不可!此例一开,其害有不胜言者。不过需有一支健笔,宛转立论,如陈弢庵、张香涛铮谏‘庚辰午门案’,庶几天意可回。”

“我也是这么想。这通奏疏一定要诚足以令人感动、理足以令人折服,不但利害要说得透彻,而且进言要有分寸,不然一无用处,反而愈激愈坏。”志锐仰屋兴叹,“现在难得其人了!”

“只要细心去找,亦不见得没有。”

“芸阁,”志锐正色问道,“你能不能拟个稿子?我找人出面呈递。”

文廷式报以苦笑:“我现在这种境况,心乱如麻,笔重于鼎,何能为力?”

“好吧!”志锐无可奈何地,“等我来想办法。”

志锐的办法,不用文字用口舌,决定鼓动他的姊夫“谟贝子”劝醇王力争。主意一定,立刻写了一封信,专人送给奕谟。

奕谟倒也很重视其事,接到信便套车直驱适园。只见王府门庭如市,海军衙门、总理衙门、军机处、神机营,以及北洋衙门的官员,纷纷登门,都是为了醇王出海巡视舰队这一件大清朝前所未有的举动,有公事要接头。有的是办差来回覆车马准备的情形,有的是随行人员请示校阅海军的地点日程,有的是因为醇王这一次离京,起码有个把月之久,许多待办的紧要公事要预作安排,以至奕谟等了有半个时辰,方始见到醇王。

这是他们廿天以来的第一次见面。上次见面之时,还没有派醇王巡阅海军的上谕,因而奕谟首先问道:“这一次派七哥出海,大家都认为应有此举,只不明白,怎么会有李莲英随行?”

为何有李莲英随行,醇王亦不大明白。照他的想法,也跟派太监悄悄到南苑去看神机营出操那样,无非慈禧太后怕臣下瞒骗,特地遣亲信做耳目。但太监出京,到底过于招摇,因而当时便表示拒绝——拒绝得有一个藉口,他的理由是,李莲英三品顶戴,职分过大,似乎不便。哪知慈禧太后答得很爽利:“让他戴六品的顶子好了。”这一下,别无推托余地,只好勉强答应下来。

现在听奕谟问到,他先不作答,看看他手中的信说:“怎么?外头有什么话?”

“七哥看!这是志伯愚的信。”

信写得很切实,说本朝尽惩前明之失,不准太监出京,更是一项极圣明的家法。同治年间安德海在山东被诛,两宫太后与穆宗的宸断,天下臣民无不钦敬感佩。现在李莲英奉旨随醇王出海巡阅海军,自然不敢妄作非为,但此例一开,随时可以派太监赴各省查察军务,督抚非醇王之比,必不能抑制此辈。这样,远则唐朝宦官监军之祸,近则前明“镇守太监”之非,都将重现于今日。最后是劝奕谟:“曷不勿以口舌争之,当可挽回体制不少。”

话是说得义正辞严、掷地有声,无奈到此地步,生米将成熟饭,万难挽回。但如老实相告,说慈禧太后如何如何交代,奕谟或许会责难,当时为何不据理力争。同时也一定会极力劝说,不折不挠,务必设法请上头收回成命,岂不是平添许多麻烦?

这样想着,便不肯道破真相,索性自己承认过错,“是我不好,我自己奏请派遣的。”醇王说道,“我不能出尔反尔。此刻无法争了,以后我想法子拿他们压下去就是了。”

这一回答,大出奕谟的意料,骇然问道:“七哥,你怎么想来的?奏请派太监随行!这不是长他们的气焰吗?”

“我亦是一番苦心。”醇王勉强找了一个理由,“让他们在深宫养尊处优的人,也看看外头的情形,让他们知道风涛之险,将士之苦。”

话也还说得通,不过醇王老实,言不由衷的神色却不善掩饰,所以奕谟微微冷笑:“七哥倒真是用心良苦。不过在我看,自以为有了坚甲利兵,或许反长了深宫的虚骄之气。”

“不会,不会!你看着好了。”

“但愿如七哥所言。”奕谟又问,“七哥是不是要拿御赐的杏黄轿带了去?”

“那怎么可以?”醇王懔然作色,显得相当紧张郑重,“逾分之赐,恩出格外,为臣下者,岂可僭越?”

对于延煦在东陵争礼的深意,奕谟亦约略听人谈过,很疑心慈禧太后特赏醇王及福晋乘坐杏黄轿,就像雍正对年羹尧的各种“异数”一样,是有意相试,看他可有不臣之心?所以此刻见到醇王这种戒慎恐惧的神情,知道他已深深领悟到了持盈保泰的道理,自然感到安慰。

不过,他也许只是如条几上所摆的那具“欹器”,记取孔子的教训:“虚则欹,中则正,满则覆”,而未见得想到,慈禧太后对他已有猜忌之心。这一层,最好隐隐约约点他一句。

这样想着,正好抬头发现醇王亲笔所写的家训:“财也大,产也大,后来子孙祸也大。若问此理是若何?子孙钱多胆也大,天样大事都不怕,不丧身家不肯罢!”便即指着那张字,故意相问:“何谓‘天样大事’?”

“这……”醇王为他问住了,“无非形容其大而已!”

“‘事大如天醉亦休’,是少陵的诗,不过,我倒觉得,出诸七哥之口,别有深意,要让子孙明白才好。”

醇王听他的话,有些发愣,但很快地脸色一变,是更深一层的戒慎恐惧——显然地,他已经领悟到了。慈禧太后始终存着戒心,有一天他会以皇帝本生父的身分,成为无名有实的“太上皇”。

“我错了!”他颓丧地说,“真不知道怎么样才能急流勇退?”

“存着这个心就可以了。”奕谟反觉不忍,安慰他说,“‘上头’到底也是知道好歹的。”

等奕谟告辞,醇王一个人发了好半天的怔,正在心神不定、坐立不宁之时,有人来报:“荣大人来了。”

荣禄现在又成了适园的常客了。他是上年年底由醇王提携,以报效神机营枪支的功劳,开复了“降二级调用”的处分,仍旧成为一品大员。但身体一直不好,所以请求暂不补缺,经常来往适园,作为醇王的智囊。这时听得他到,心头一宽,立即延见。

“仲华,”他悄悄问道,“言路上有什么动静?”

荣禄知道,这是指的李莲英随行一事,便从容答道:“此刻还没有动静。不过十目所视,等他回来,也许会有人说话。”

“这件事,实在出于无奈。”醇王叹口气说,“现在越想越担心。”

“王爷既然已经想到,宜乎未雨绸缪,该透个信给他。”

“怎么说法?”

“他,”荣禄忽又改口,“其实,我看他也知道。他究竟不比小安子那样飞扬浮躁。”

这是说,李莲英应该以安德海为前车之鉴,醇王深以为然,但不知道这话该怎么透露给本人?便又向荣禄问计。

“我看是小心一点儿为妙!就算他自己知道,也再提醒他一次,总没有错儿。你看,这话该怎么说才合适?”

荣禄想了一下答道:“也不必专跟他说。王爷不妨下一个手谕,通饬随行人员,不得骚扰需索,如敢不遵,指名参办。我想,他总也有数了。倘或不然,王爷不妨拿府里的人做个杀鸡骇猴的榜样。”

“对,对!这个法子好。你就在这里替我拟个稿子。”

说着,醇王亲自为他揭开砚台的盖子。荣禄赶紧亲自检点纸笔,站在书桌旁边,为醇王拟了一道手谕,虽是一派官样文章,语气却很严峻。醇王看完,画个花押,随即派侍卫送到海军衙门照发。

“还有件事,我只能跟你核计。昨儿立豫甫告诉我说,上头已有口风露出来:说这多少年真也累了,想早早归政。你看,我该怎么办?”

这句话不能随便回答,荣禄想了好半天答道:“王爷只当没有这回事最好。”

“要不要得便先表示一下,请上头再训政几年?”

“不必!”荣禄大摇其头,“那一来倒显得王爷对这件大事很关切似的。”

“说得是!”醇王深深点头。

“上头到底是怎么个意思,无从悬揣。反正,果然有这个意思,自然先交代王爷,那时再回奏也还不迟。”

“是的。”醇王想了一下又说,“最好先布置几个人在那里,到时候合词陈奏,务必请上头收回成命,比较妥当。”

“不用布置。到时候自然有人会照王爷的意思办。”

醇王点点头,想到另外一件事,“仲华,”他问,“你看,上头要叫皮硝李跟着我去,到底是什么意思?”

李莲英未净身入宫以前,做的是硝皮的行当,所以有这么个“皮硝李”的外号。荣禄心想,醇王这话可是明知故问,如果他真无所知,话就只能说一半了。

说一半就是只说一件。李莲英此行的任务,据荣禄所知,一共有二,其中之一是,慈禧太后想要知道,醇王的声望到底如何。这自是“雄主猜忌”之心,说给忠厚老实的醇王听,会吓坏了他,不宜多嘴。

于是他只说另外一半:“北洋练兵,水师也好,海军也好,花的钱可真不少了。上次不有人说,济远舰不值那么些钱,后来李少荃奏覆,不如外间的传言,事情算是压下来了。不过上头到底有些疑心,派皮硝李去,我想,就有个明查暗访的意思在内。”

“说得有理,倒要留点神。”

于是他第二天便传下话去:这一次校阅,务必大张军威,意思是要让李莲英震眩于军容之盛,好回去向慈禧太后侈谈其事,觉得大把银子花得很值。

出海那天,正值满月,半夜一点钟上船,子潮已过,海面异常平静,李鸿章称颂:“全是托王爷的福!”

坐的是最大的一艘定远舰,舰上最大的一间舱房,也就是定远舰管带、到德国去过的“总兵衔补用副将刘步蟾”的专舱,重新布置,改为醇王的卧室。其次一间,不是李鸿章所用,特为留给李莲英——专门办这趟差的天津海关道周馥,亲自领着李莲英进舱,原以为一定会有几句好话可听,哪知不然!

“周大人,”穿着一身灰布行装的李莲英问道,“这间舱也很大,跟王爷的竟差不多了。是怎么回事?莫非船上的舱房都是这么讲究?”

“哪里!”周馥答道,“兵舰上的规矩,最好的一间留给一舰之长的管带,就是王爷用的那一间,再下来就数‘管驾’所用的一间,特为留给李总管。”

“李中堂呢?”

“李中堂是主人,用的一间,要比这里小些。”

“这不合适。”李莲英大摇其头,“李中堂虽做主人,到底封侯拜相,不比寻常。朝廷体制有关,我怎么能漫过他老人家去。周大人,盛情心领,无论如何请你替我换一个地方。”

周馥大出意外,再想一想,他多半是假客气,如果信以为真可就太傻了。因而一叠连声地说:“李总管不必过谦。原是李中堂交代,这么布置的!”

“李中堂看我是皇太后跟前的人,敬其主而尊其仆。我自己可得知道轻重分寸,真以为受之无愧,那就大错特错了!周大人,”李莲英说,“如果真没有地方换,也不要紧,我看王爷舱里的那间套房,四白落地,倒清爽得很,我就在那里打地铺吧!”

那怎么可以?周馥心想,那个套间是“洋茅房”,李莲英不识白磁抽水的“洋马桶”,竟要在那里打地铺,传到舰上洋教习的耳朵里,可真成了“海外奇谈”!

当然,这话亦不便明说,无可奈何,只好答应掉换。而换哪一间,却又煞费周章。照理说,他既不肯凌驾“李中堂”而上之,自然是跟李鸿章的卧舱对换。但这一来李鸿章便得挪动,必感不便,必感不快,自己的差使就又算办砸了。

想一想,只有请示办理,便请李莲英稍坐,他赶到李鸿章那里去叩门。等开门望里一看,李鸿章穿一身宁绸夹袄裤,赤足坐在铜床上,床前一张小凳子,坐的是专门从上海澡塘子里找来的扦脚司务小杨——李鸿章早年戎马,翻山越岭,一天走几十里路是常事,因而一双脚长满了鸡眼,每天不是热水洗脚,细细剔理,第二天便无法走路。

见此光景,周馥也就不必再说对换的话了。“李总管一定不肯用那间舱,要换地方。”周馥说道,“我拿我那间舱给他,我自己找地方去挤一挤。特为来跟中堂回一声。”

“喔,怎么回事?”等周馥将李莲英的话都学了给李鸿章听以后,他脸色郑重地说,“你们都记着。此人可不比安德海,从这一点上就看得出来了!”

“是!”周馥将他的话在心里默诵了一遍,请示另一事,“王爷上船的时候说,想看看东海日出,到时候要不要预备?”

“预备归预备,不必去惊动他。日出,也就是三四点钟的时候,这会儿都快两点了!何苦闹得人饥马乏?”

舰桥上布置了座位、饮食,预备醇王有兴,正好迎着旅顺口正东方向看日出。结果并无动静,醇王一直到早晨六点钟才醒。

等他一醒,李莲英已经在侍候了。醇王看他帮忙张罗,要这要那,有条不紊,竟像服侍惯了的,心里不免佩服,怪不得慈禧太后少不得他这么一个人。

一想到慈禧太后,立刻便生警觉:三品顶戴的长春宫总管,自己居之不疑地受他的侍奉,岂不是太僭越了。因而提高了声音说:“莲英,你歇歇去吧!你也是李中堂的客,不必为我费神。”

“老佛爷交代过的,让莲英侍候七爷。”李莲英说,“就是老佛爷不交代,莲英不也该在这儿侍候吗?”

“嘚,嘚!何必还讲这些礼数,你搁下吧!”

说之再三,李莲英只有歇手,但却仍旧守着他的规矩,悄悄儿肃立在门口,见到李鸿章也照样请安,一点都看不出大总管的架子。

这一天整日无事。醇王大部分的时间坐在舰桥上看海,这是他生平第一次航行大海,也是生平第一次乘此艨艟巨舰,因而处处觉得新奇,时时暗道“惭愧”——不懂的东西太多了,从前常批评恭王办洋务并无实效,甚至心目中以为洋人不足道,洋务不必办,也是太错了!

到了晚饭以后,旅顺已经在望。九点多钟,定远舰进港,码头上灯笼火把无计其数。等醇王坐小船登岸,旅顺守将四川提督宋庆,身穿黄马褂,头戴双眼花翎,率领属下将官已在道旁跪接。时候不早,为了让醇王得以早早休息,一切繁文缛节,概行蠲免。宋庆到行辕请过安,立即回营,连夜做最后的检点,预备校阅。

第二天一早,醇王身穿黄行装,上罩五爪金龙四团石青褂,头戴三眼花翎宝石顶的凉帽,这天有小雨,所以又披一大红羽纱的雨衣。先坐红幨洒金的明轿到校场,然后换乘特地从京师运来的一匹菊花青大马,在震天的号炮和乐声之中,到演武台前下马。

等宋庆禀报了受校人数,随即开始校阅。先看阵法,次看射鹄,弓箭换成洋枪,乒乒乓乓,热闹得很。醇王拿千里镜照着靶子,红心上的小洞密如蜂窝,足见“准头”极好。醇王极其高兴,传谕赏银五千。

回到行辕,召见将领,少不得还有一番慰勉。吃过午饭,接见洋人,一个是英国海军出身的琅威里,现在受聘担任北洋水师“总巡”,一个是德国人汉纳根,专责监修炮台。这两名“客师”事先曾受到教导,亲王仪制尊贵,接见之时,洋人虽不需磕头,但并无座位。不过醇王颇为体恤,不让他们站立太久,略略问了几句话,便“端茶碗”送客了。

第二天校阅海军。演武台搭在旅顺港口左面黄金山上。口外已调集八艘兵舰,北洋的定远、镇远、济远三铁甲船,超勇、扬威两条快船,以及属于南洋,由福建船政局所造开济、南琛、南瑞三战船。先是演习阵法,前进后退,左右转弯,八船行动如一,醇王赞赏之余,不免困惑,便开口相问了。

“海面如此辽阔,八条船的行动这样子整齐,是怎么指挥的呢?”

这话是向李鸿章发问的,他便转脸向北洋水师大将、天津镇总兵丁汝昌说道:“禹庭,你跟王爷回话。”

“回王爷的话,白天是打旗,叫作‘旗语’,晚上是用灯号。”

“喔,那么由谁指挥呢?”

“是旗舰,今天是用镇远做旗舰。”

“旗舰又由谁指挥呢?”

这话颇难回答,李鸿章却在旁从容答道:“今天自然由王爷指挥。”

“嗯,嗯。”醇王问道,“也是用旗号传令吗?”

“是的。”

“那么,我来试一试。”醇王指着洋面说,“现在的阵法好像是‘一字长蛇阵’,能不能改为‘二龙抢珠’的阵法?”

丁汝昌当即遣派一只汽艇,追上旗舰,传达命令。镇远舰上随即打出旗语,首尾衔接的一条“长蛇”渐化为二,以双龙入海之势,分左右翼向黄金山前集中,鸣炮致敬。

这下来便是最紧要的一个节目:“轰船”。事先拖来一艘招商局报废的旧船,作价卖给北洋衙门,作为靶船,桅杆特高,上悬彩旗,此外还有大小不等、漂浮在海面的许多目标。一声令下,首先是海口东西两面山上的十二座炮台一齐发炮,参差交叉,织成一道炽烈的火网,将入口的海道完全封锁。接着是二品衔道员刘含芳所管带的鱼雷艇打靶,但见海面激起一条条白色的水纹,如水蛇似的,窜得极快,遇着浮标,轰然爆炸。片刻静止,海面上已浮满了散碎的木片什物。醇王对此印象特深,觉得气势无前,实在是破敌的利器。

因此,乘回帐房休息之时,便问李鸿章:“北洋的鱼雷艇,现在有几条?”

“只有五条。”

“五条?”醇王讶然,“看样子倒像有几十条似的。”

“海面辽阔,防护南北角,总得有一百条鱼雷艇才够用。”

“一条要多少银子?”

“总在四五万之间。”

“照这样说,造一条铁甲船的钱,可以买四五十条鱼雷艇?”

“是!”

“这可以好好筹划一下,不过花两条铁甲船的钱,就可以让敌船望而却步,很划得来啊!”

“王爷明鉴。”李鸿章答道,“钱自然要紧,人也要紧。有那么多鱼雷艇,没有那么多人,依然无济于事,所以设学堂也是当务之急。等王爷回天津,想请驾去看看武备、水师两学堂。”

“好!我一定要看。”

“此刻,请王爷出帐,看铁甲舰‘轰船’。”

等醇王重登黄金山上的演武台,南北洋八艘战船已布好阵势,分东西两面排开,头南尾北,炮口都对准了靶船。而发号施令的丁汝昌,却站在演武台上,等醇王坐定便请示:“是否即刻发炮?”

“放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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