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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次醇王是下定决心了,要大刀阔斧地裁汰比“绿营”习气过深的各省烂兵,省下军费来“恩结”旗营。不过,“旗营加饷也不是白加的。”他说,“咱们得要想个法子,切切实实整顿一番!”

用“咱们”的字样,就意味着这整顿的事务,有荣禄的份。不过,他不愿自告奋勇,毫无表情地答一声:“原该切实整顿。”

“整顿得要有人。穆图善是好的,不过一时还不能调进京;善庆,我想让他帮着办海军。仲华,你告病得太久了,这一次得帮我的忙。”

“怎么说是‘帮忙’?七爷言重了!”荣禄问道,“七爷是让我到神机营,还是回步军统领衙门?”

“提到这上头,咱们好好谈一谈。”醇王将身子凑过去,左肘斜倚着茶几,显得很亲密似的,“我久已有打算了。这两年地面上不成样子!福箴庭婆婆妈妈,压根儿就不能当那个差使,上个月出了个大笑话,你听说了没有?”

这实在是个大笑话。只为步军统领福锟赋性庸懦,为人所侮,竟有梁上君子偷了他的大帽子,挂在正阳门上,附着一张纸条,大书“步军统领福大人之脑袋”。幸亏发觉得早,很少路人得见,但神机营的密探自然有报告。荣禄虽是在野之身,消息却异常灵通,不过神机营的密探跟他常打交道,以瞒着醇王为宜,所以他故意答道:“没有听说。”

“是这么一回事……”醇王所谈的大笑话,果然是这么回事,“上头很赏识福箴庭,我亦不便多说。不过步军统领衙门非得有个能顶得住的人不可。我想,你还是回那里,另外我再奏请,派你兼一个神机营专操大臣的差使。这不是两全其美?”

“多谢七爷栽培。”荣禄平静地答道,“我回步军统领衙门去当翼尉。”

怎么是当翼尉?醇王细想一想,才知道他是有意这样子说——荣禄由于沈桂芬和宝鋆的合力排挤,因为失察之罪,在工部尚书兼步军统领任内降二级调用,一直告病不就实缺,此刻如果派缺,只能派一个从二品的职位。

而步军统领属下,左右翼总兵是正二品,他亦不够资格充任,那就只好当正三品的翼尉了。所以他那样说法,可以看作牢骚,也不妨说是提醒醇王,如果要用他,就得先让他官复原职,否则无法重用。

这一层,醇王当然早就想过,“仲华,你放心好了,我已经替你打算过了。”他说,“只等年下,入觐的蒙古王公一到,你那件事就可以办了。”

“喔,”荣禄实在想不明白,自己的事怎么样也跟蒙古王公扯不上关系,因而说道,“请七爷明示。”

“皇帝开春就得练骑射了。我想用你的名义,进八匹好马,一等赏收,自然有恩典。”

这不用说,这八匹好马是托蒙古王公采办,在年下循例入觐时带到。醇王这样曲意绸缪,盛情倒着实可感。

荣禄正在思索该如何表示谢意时,只听醇王喊道:“来啊!看额驸在不在?”

额驸是指他的女婿,伯彦讷谟祜的长子那尔苏。正好在府,一唤就到。荣禄跟他也极熟,一见了面,拉着手问长问短,就像对自己钟爱的一个小兄弟那样亲热。

等他们谈得告一段落,醇王问道:“那八匹马怎么说?”

“早就挑好了。全是菊花青,个头儿一寸不差。如今正在调教,十一月初就可以到京了。”

“你听见了吧?”醇王看着荣禄说。

荣禄立刻甩一甩袖子,请了个双安,站起身来垂手说道:“七爷这么回护,实在不知道怎么说了!不怕七爷生气,有件事非得依我,才能让我心里稍微好过些。”

“你说吧!”

“马价多少,得让我照缴。”

“这是小事,随你好了。”

于是荣禄再次称谢,又谈了些闲话,方始辞去。此行总算不虚,但事情实在很难,福锟的帘眷方隆,即令降二级调用的处分取销,也未见得能取而代之。倘或派一个左右翼的总兵,去听福锟的号令,那就未免太委屈了。

“果然如此,宁愿仍旧告病!”荣禄自己对自己说,“要嘛不回步军统领衙门,要回去就非得当堂官不可!”

九月廿八近午时分,轿马喧阗,仪从云集,总理衙门里里外外从没有那么热闹过。

这天是醇王主持会议,与议的是李鸿章、礼王世铎、庆王奕劻,以及军机大臣阎敬铭、张之万、额勒和布、许庚身、孙毓汶,总理衙门行走的户部尚书福锟、刑部尚书锡珍、工部右侍郎徐用仪、兵部右侍郎廖寿恒、顺天府府尹沈秉成、内阁学士续昌。还有一个总理大臣,鸿胪寺正卿邓承修,奉旨派到云南、广西去会勘中越边界,上谕就是这天一早下来的,邓承修闹脾气故意不出席。

一到总理衙门先吃饭,饭罢品茗,然后闲谈。等到开议,已经三点钟了。

第一件事是议海军。醇王首先宣明懿旨,先就北洋办一大支。其实,这是大家都早已知道了的。而且,李鸿章在这几天拜客的时候,跟阎敬铭、许庚身、孙毓汶都已经谈过,是怎么一个办法,已有成议。此时会商,只要剩下的一些枝节能够安排妥当,就可以会衔出奏了。

不过,施政用人,自有不可逾越的体制,所以尽管已经决定专设海军衙门,由醇王主持,奕劻和李鸿章会办,善庆和曾纪泽帮办,但在会衔的奏折上不能写明,必得请旨简派。

“倒是有个折子,得好好核计。”醇王说道,“彭雪琴上折告病,请开各项差使。这当然是因为海军与长江水师有关,知道一定得有一番整顿,所以退让贤路。上头交代:彭玉麟是有功之人,不要让他面子上太下不去。照这样看,整顿长江水师,只有缓一缓再说了。”

醇王说完,从东面看过去——东面坐的是军礼大臣,领班的礼王世铎,眼观鼻、鼻观心、做菩萨低眉之状;其次是额勒和布,欠一欠身,表示无话可说;再次是阎敬铭,他自己不说,却问许庚身:“星叔,你看如何?”

“慈圣体恤勋臣的德意,为臣下者,自然奉行惟谨。照我想,现在既奉懿旨,先从北洋精练一支。而长江水师与南洋密不可分,跟北洋的关系不大,稍缓整顿,在道理上亦是讲得通的。”

“对了。”醇王欣然做了决定,“就这样吧!彭雪琴当然亦不必开缺,给他几个月假就是了。少荃,你看这样子处置,是不是妥当?”

“妥当之至。”李鸿章深中下怀。如果要他对整顿水师提出意见,反倒是一大难题了。

“七王爷,”孙毓汶看时候不早,下面还有两件棘手的大事要议,所以用快刀斩乱麻的办法,径自将奉命撰拟的“遵筹海防善后事宜”奏稿,取出来双手捧上,“请署衔吧!”

这个稿子,醇王是早就过目了,无须再看,顺手递向西面。紧挨着他坐的是奕劻,但醇王却越过他背后交给李鸿章:“少荃,你看看!”

“请王爷先看。”李鸿章跟奕劻客气。

“我已经看过了,七爷是总理全局,北洋归你专司其事,你得仔细看一看。”

李鸿章领受了他的忠告,果然很仔细地从头看到底,对于南北洋经费归海军衙门统筹统支这一点,很想有所主张,然而转念一想,争亦无用,反倒伤了和气,不如不争,所以看完以后,连连称善。

连他都没有意见,旁人自然更不会有话。于是依次在这个奏稿上署名,表示同意。这样一件大事,就很顺利地定议了。

第二件大事是议铁路。“这件事,”醇王将身子往后仰一仰,带着点置身事外的意味,“我没有成见,请各位公议吧!”

于是奕劻以主持会议的姿态说:“盛杏荪的说帖,不为无理。不过,兹事体大,言路上的态度很激烈,未筹铁路,先得安抚此辈。我看,先从这方面谈起吧!莱山,这段铁路,造在贵省,你总有话说?”

孙毓汶不但有话说,而且他也是反对造铁路的。因为这段铁路起自东阿,迄于临清,虽跟他老家济宁发了几代的祖坟风水无关,但山东同乡都要求他“主持正论”,不得不然。

只是他也不肯公然得罪李鸿章,所以想了个圆滑的办法,关照军机章京,检出旧档,将言路上反对铁路的折子做成一个抄件,此时取出来扬了一下说:“这是去年秋冬之交言官的议论,请李中堂过目。”

李鸿章知道不是好话,便不肯接那个抄件,“莱山,”他说,“请你念一念,让大家都听听。”

于是孙毓汶数了数说道:“一共六个折子,内阁学士徐致祥先后上了两个,就先念他的吧。”

徐致祥的第一个奏折,是上年九月十三日所上,那时已有用铁路运漕之议;又有一说,铁路将从京城造至清江浦;再有一说,借洋债五百万两,修一条从西山到芦沟桥的铁路。传说纷纭,人心惶惑,因而徐致祥的议论甚为激切,认为开铁路计有“八害”。

南漕以铁路转运,工成亦需二三年,无论缓不济急,而商船歇业,饥寒迫而盗贼兴,其害一。

山东黄河泛滥,连岁为灾,小民颠连困苦。今若举行铁路,以千余万之资,不以治河而以便夷民,将怨咨而寒心,其害二。

清江浦为水陆要冲,南北咽喉,向非通商码头。铁路一开,夷人必要求此地置造洋房、增设侦栈、起盖教堂。以咽喉冲要之地,与夷共之,其害三。

夷之欲于中国开通铁路,蓄念十余年矣!今中国先自创之,彼将如法而行。许之则开门揖盗,拒之则启衅兴戎,其害四。

中国可恃以扼要据险者惟陆路,广开铁路,四通八达,关塞尽失其险,中国将何以自立?其害五。

如谓易于征兵调饷,不知铁路虽坚,控断尺地,即不能行。若以兵守,安得处处防范?其害六。

如谓便于文报,查火轮车每时不过行五十里,中国紧急驿递文书,一昼夜可六七百里,有速无迟……

刚念到这里,李鸿章笑了出来,是有意笑得声音极大,表示他的愤懑和鄙视。“这些拿写大卷子当经济学问的翰林名士,我可真服了他了!”他提高了声音说,“列公请想想,一个钟头走五十里,一昼夜二十四个钟头该走多少?不是一千两百里吗?与六七百里比较,说是有速无迟,这不是瞪着眼说瞎话?其欲谁欺!”

由于李鸿章捉住了徐致祥这个近乎自欺欺人的短处,加以词气甚壮,以至于原折“八害”之说不能毕其词,连带山东道监察御史文海的“四害”、陕西道监察御史张廷燎的“不可轻于尝试”、浙江道监察御史汪正元的“六不可开”等等议论,也就不能重提了。

其实,这些议论亦不必重提,李鸿章早就听说了。在他看,所有反对开铁路的理由,都是不知道四海之大,而自井底窥天的阁阁蛙鸣,不值得一驳。唯一成理由的是,要掘平许多坟墓,坏了人家的风水,然而为了富国强兵,也就顾不得那许多。

当然,这话只能在私下谈,不便宣之于这样为朝野所一致瞩目的会议中。李鸿章在想,此日一会既非三公坐而论道,而是讲求经世实用的方略,那么,要塞悠悠之口,最好莫如讲“师夷”的实效。

于是在举座相顾、踧躇沉默之际,李鸿章用微显激动的神态发言:“同治五年,恭亲王跟文文忠创设同文馆,取用正途,学习天文书算之学,言路大哗,倭文端亦有封奏,请‘立罢前议’。如今看来怎么样?可笑是不是?这不能怪倭文端,当时初讲洋务,究不知效验如何。我奇怪的是,今昔异势,明明师夷之长已见其利,何以还有倭文端的那套见解?拿陆路电线来说,万里音信,瞬息可通,有事呼应灵便,无事可便商贾,今日之下,哪个敢说不该兴办电报?然而当时就有人坚持以为不可。福建百姓,始而呈阻,从而窃毁。我现在要请大家问一问福建的京官,是有电报好,还是没有电报好?记得倭文端为同文馆所上的折子,恭引圣祖仁皇帝的垂谕:‘西洋各国,千百年后,中国必受其累。’以为‘圣虑深远,虽用其法,实恶其人’,这是倭文端的断章取义!我敢说如果仁皇帝今日还在,虽恶其人,必用其法。师夷之长,正所以为制夷之地!记得恭亲王驳倭文端的折子有言:‘该大学士既以此举为窒碍,自必别有良图。如果实有妙策可以制外国而不为外国所制,臣等自当追随该大学士之后,竭其祷昧,悉心商办。’又说:‘如别无良策,谨以忠信为甲胄,礼义为干橹等词,谓可折冲樽俎,并以制敌之命,臣等实未敢信。’今日之事,我亦是这个看法。请王爷卓裁,诸公同议!”

说到这里,李鸿章已是气喘连连,自有听差替他捶背抹胸,拭汗奉茶,益显得老臣谋国之忠。而在座的人,自醇王以次,亦无不为李鸿章这番话的气势所慑,纵有反驳的理由,也都要考虑一下,是不是宜于在此时出口?

他人可以缄默,醇王却不能不说话。他本来是赞成兴修铁路的,但去年预备由神机营出面,借洋债建造西山至芦沟桥的铁路,专为运煤之用,不想为言路大攻,因而有些畏首畏尾,此时为李鸿章的话所激动,不由得又慨然而言,表示支持。

然而亦仅是表示支持而已,“铁路之利,局外人见不到,那些议论亦听不得。”话虽如此,他却做不得主,“这件事,我看要奏请圣裁。”

于是,接下来议第三件,也是这天最后要议的一件大事:筹设银行。李鸿章将克米隆所拟的说帖,作了一个解释:由户部拨银五百万两作为资本,如果一时没有这笔巨款,不妨向汇丰银行举债。接着又列举了许多设银行的好处。善于理财的阎敬铭倾身细听,深感兴趣。

“外国的银行,跟我们中国的银号、钱庄,看起来没有什么两样,都是俗语所说的,在‘铜钱眼里翻跟斗’,其实大不相同,收支出纳,别有法度。所以主事者是否得人,关系成败。”李鸿章说到这里,略停一下,然后挥一挥手加重语气,“我们的银行不办则已,要办,就得要用洋人。拟说帖的克米隆,是上海汇丰银行的总理,同治十二年接手到现在,汇丰银行本来是赔钱的,经过此人极力整顿,生意蒸蒸日上,汇丰银行已成了上海外国银行的领袖,克米隆的声望亦远达东西洋各国。能得他之助,我敢担保,我们的银行一定办得发达。”

李鸿章说完,又该醇王表示意见。他看着阎敬铭问:“丹初,你看怎么样?”

“我赞成。不过,第一,银行是外国人的叫法,我们不必强与相同,仍旧以称‘官银号’为宜。”

“见得是!”李鸿章赶紧接口,“户部既有‘官钱号’,不妨再设‘官银号’。这个名称改得好,于体制相符。”

“第二,要办就我们自己办,何必用洋人?”

“你不用洋人,人家却不相信你户部。”

这脱口一答,真所谓“语惊四座”,阎敬铭勃然变色,大小眼一齐乱眨,形容丑怪。李鸿章自知失言,赶紧又作解释。

“这绝不是人家看不起我们户部,因为在商言商,最要紧的是主事者的信用。我们的官银号设了起来,要跟各国通汇,譬如说,现在我们在伦敦要付一笔款子,需用甚急,照各国银行通汇的规矩,一个电报去,就会如数照付。如果我们官银号的司理不为洋人所知,人家如何放心?用克米隆就是要利用他的声望信誉。”

这一解释,总算能自圆其说,阎敬铭微微颔首,表示领会。醇王本来怕阎、李意见不合,将此一桩好事打翻,如今见此光景,才算放心。

“兹事体大,一时也无法细谈,既然丹初也赞成,那么,这件事就交户部议奏。各位看,这样子办,使得使不得?”

“这是正办!”世铎答说。

“事不宜迟。”醇王向阎敬铭说,“丹初,你此刻跟少荃当面约定日子,在户部会议,有了结果,好早早出奏,这件事,最好能趁少荃在京里,就能定局。”

“是!”阎敬铭向李鸿章讨日子,“爵相,哪一天有空?”

“这是大事,除非召见,我都可以抽出空来。丹初,请你跟崇公商量定了,随时通知我。”

崇公是指承恩公崇绮。他倒楣了好几年,是阎敬铭敬重他的理学,在慈禧太后面前力保,才在去年十一月当上了户部尚书。

于是在暮色苍茫中,各自散归府第。李鸿章这天本有七个饭局,因为预知会议会开得很长,所以早就一律辞谢,回到贤良寺途中,心血来潮,就在轿前吩咐材官,拿名帖请阎敬铭到行馆来便酌,又特地叮嘱,请客时要说明:并无他客在座。

回到贤良寺不久,阎敬铭应约而至。见了面彼此欣然,一个固然有话要说,一个也正有话要问,可以把杯倾谈,极融洽。

要谈要问的,正就是设立官银号之事。在阎敬铭面前,李鸿章不敢说没有把握的外行话,而是说了许多不足为外人道的理财心得。李鸿章认为发行钞票,可以一扫钱谷税厘方面进多出少、病民肥己的积弊,尤其是当他提到“减平”方面的好处,更显得用钞票有实益。

划一减平是阎敬铭所倡议。上年十二月,户部奉旨预为筹划军饷,阎敬铭亲自主持会议,殚精竭虑,拟成开源节流之策各十二条。节流的第一策,各省减平,必须划一——嘉庆年间,为平川楚教匪,军需支出浩繁,得设法弥补部库收支不足之数,于是陕西巡抚毕沅始创“减平”之议。减平就是减低银子的成色,表面银数不减,暗中却已减少支出,估计每年各省由减平所节余的银数,约计有七十四万两,规定应解户部。但是行之既久,利未见而弊丛生,就因为减平的标准不一,易于蒙混。

“现在各省支发兵饷,多按减平发给,每两银子,有的扣三分六厘三,有的扣四分九厘三,有的扣四分。上年由你那里议定,一律扣四分,划一是划一了,丹初,你知道不知道,各省是不是实力奉行呢?”李鸿章说,“老实奉告,就我直隶各处,亦未见得能够划一。”

“贵省如此,他省可想而知。其实‘减平’之说,自欺欺人,毫无意思,不过积重难返,骤难革除而已。”

“是!”李鸿章说,“其实应革的弊病又岂仅减平一项?我记得大疏中还有两句话:‘他如各省之洋银折合纹银,银价折合钱价,亦漫无定章,徒使中饱。’而漫无定章者,无非币制太乱,有银子、有银洋,银子有各种成色,洋钱亦不止墨西哥鹰洋一种,很难有确切不移的定章。丹初,要讲划一,有个根本而容易的办法,就是发钞票!完粮纳税,收一两就是一两;公款出纳,有一两就是一两。请问从哪里去蒙混,从哪里去中饱?”

阎敬铭听到这里,拍案称赏,“爵相!”他说,“这件事一定要办成了它!这是千秋的大事业。收粮的‘淋尖’、‘踢斛’一时无法革除,收银子的‘火耗’、‘平余’,从今以后可以一扫而除。快何如之?”

“丹初!”李鸿章说,“这话你只好摆在心里。”

“为什么?”

“革弊必遭人之忌。”李鸿章说,“我们只谈兴利好了!”

“啊,啊!爵相见事真相!”

于是,约定后日在户部集议以后,欢然分手——阎敬铭高兴,李鸿章更高兴。既有醇王的全力支持,又有阎敬铭的力赞其成,何况这件事不比造铁路那样牵涉广泛,看起来此议必可见诸实行了。

在阎敬铭也是这样的想法,此议必可见诸实行,要商议的是如何实行。所以第二天一到衙门,先跟兼管钱法堂事务的右侍郎孙家鼐去谈。孙家鼐是咸丰九年的状元,但丝毫没有状元的骄气,平日处世待人,总说“当体圣人中和之旨”,所以听阎敬铭所谈,虽不知这个仿照外国银行设立的“官银号”应如何着手筹备,却满口称是,毫无异议。

到得中午,崇绮来了。一谈之下,只见他大摇其头,连连说道:“匪夷所思,匪夷所思!”

阎敬铭颇为不悦。这是仿照西洋行之有效的成法,即令制度与中土不同,或有扞格,亦不至到荒唐的程度,何以谓之为“匪夷所思”?心里在想:讲理学,或者《朱子大全》不能像你背得那么滚瓜烂熟,讲到理财,难道李鸿章跟我阎敬铭,倒不如你这个“蒙古状元”?

心里这样,脸色便有些难看了,“祟公,”他问,“倒要请教,怎么是匪夷所思?”

“用洋人来管我们的银子,这不是开门揖盗?”

“用洋人不过是用这个洋人在各国之间的信用,让他来替我们打开局面。户部仍有监督之权,如何说是开门揖盗?更与管银子何关?”

“怎么没有关系?”崇绮的声音既高且急,“请洋人来当司理,银子由他管,钞票由他发,拿几张不值钱的花纸,换走我白花花的库银,乌乎可?”

阎敬铭一听这话,啼笑皆非,忍气解释:“崇公,银子在库里,他怎么换得走?”

“这个库,不是咱们户部的银库,是他银行里的库。东江米巷你总经过,不见他们的银行,洋兵把门,银子进出,谁也不准干预。你能保他不盗我们的库银?”

“那是人家外国银行。”左侍郎孙诒经忍不住插嘴,“户部的官银号,何能会洋兵把门?”

“你要用洋人,就保不定他不派洋兵,倘或拦住他不准用,岂不又别生交涉?”

简直不可理喻了!阎敬铭乱眨着大小眼,与孙诒经相顾无语。孙家鼐深怕崇绮还要抬杠,搞成僵局,便顾而言他地,将这件事扯开不谈。

“丹翁!”崇绮却还不肯罢休,凛然表示,“这件事万不可行。我不与议,亦不具奏,倘或朝廷竟行此莠政,我就只好挂冠了。”

竟是以去就力争,真所谓愚不可及。阎敬铭痛悔不已,自己竟是误采虚声,保荐了这样一个不明事理的人来掣自己的肘,夫复何言?

“唉!”他长叹一声,“罢了!”

崇绮岂肯善罢?他还真的相信,用了克米隆,户部银库里白花花的银子,会源源流向外洋。所以出了衙门,回家一转,抄了些文件,一直到适园去见醇王。

“七爷!”一见了面,崇绮就说,“我今天要跟七爷来请教,当年跟英国人开衅,究竟是为了什么?”

见他气急败坏的样子,醇王大为不解,“文山,”他摆一摆手,“有话你坐下来说。为什么气得这个样子?”

“汉奸猖獗,何得不气?”

“汉奸?”醇王更为诧异,“你是骂谁?”

“李少荃、阎丹初全是汉奸。七爷,你可不能受他们的愚!”崇绮大声说道,“洋人不怀好意,觊觎我中土白银,蓄意已非一日。道光二十年跟英国开仗,是为了什么?就为的是纹银外流。”

接着,崇绮从靴页子里掏出一叠纸,先念一段道光九年十二月的上谕:

朕闻外夷洋钱,有大髻、小髻、蓬头、蝙蝠、双柱、马剑诸名,在内地行使,不以买货,专以买银;暗中消耗,每一文抵换内地纹银,计折耗二三分。自闽、广、江西、浙江、江苏渐至黄河以南各省,洋钱盛行。凡完纳钱粮及商贾交易,无一不用洋钱。番舶以贩货为名,专带洋钱至各省海口收买纹银,致内地银两日少,洋钱日多。

近年银价日昂,未必不由于此。

“七爷,你再听,这道奏疏,是道光十八年闰四月,鸿胪寺正卿黄爵滋所上。请七爷听听他怎么说。”

崇绮念的一段,又是有关纹银外流的:

窃见近年银价递增,每银一两,易制钱一千六百有零,非耗银于内地,实漏银于外夷也。盖自鸦片流入我国,我仁宗睿皇帝知其必有害也,特设明禁,听当时臣工亦不料其流毒到于此极!

“流毒谓何?就是‘以外洋之腐秽,潜耗内地银两’!”

崇绮接着再念黄爵滋所奏,道光初年鸦片走私入口,纹银走私出口的数目:“粤省奸商,勾通巡海兵弁,用扒龙、快蟹等船,运银出洋,运烟入口。故自道光三年至十一年,岁漏银一千七八百万两;自十一年至十四年,岁漏银二千余万两;自十四年至今,漏至三千余万两之多,此外福建、浙江、山东、天津各海口,合之亦数千万两。以中国有用之财,填海外无穷之壑,易此害人之物,渐成病国之忧,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臣不知伊于胡底?”

“听先父告诉我,”崇绮是指他的父亲赛尚阿,“当时成皇帝谈到黄爵滋这道奏疏,悚然动容。纹银流入外洋,不知伊于胡底。因而宸衷独断,不惜与洋人一战,以求塞此病国害民的漏卮!如今户部设立官银号,使洋人司理其事,岂不是求他将纹银流入外洋。七爷是宣宗成皇帝的爱子,何忍出此?”说着,两行眼泪,滚滚而下。

这一下搞得醇王既困扰又不安,“文山,文山!”他惶惑地连声喊着,“何用如此,何用如此?”

“于今当朝一人,一切担当都在七爷肩上,只要七爷力扶正气,一切魑魅魍魉,自然销声匿迹。”

这话使醇王觉得刺心。崇绮反对设官银号,而自己对此事正抱着无穷希望,那么,所谓魑魅魍魉,不也就包括自己在内吗?

这样转着念头,便正色说道:“文山,谋国之忠,谁不如我?总要时刻存一个与人为善的心才好。”

“原该如此。只要于国计民生有益,世道人心不悖,当然应该力赞其成。无奈当今之世,积非成是。语云:‘众士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七爷,崇绮世受国恩,粉身难报,只有做个谔谔一士,尽其愚忠。”

“是的,是的!我知道,我知道。”醇王懒得跟他再说,“你请回吧!这件事,我总审慎就是。”

“请七爷千万审慎!”崇绮又加了一句,“心所谓危,不敢不言。如果言之不行,就只有以去就争了!”

这话迹近要挟,醇王益觉不快,同时也很烦恼。从前总当那班食古不化之士,侃侃正论,是择善固执,这一年以来,经得事多,才知道此辈固执有之,择善未必,只要胸中有了痞块,驱甲兵攻之而不去,直教无可奈何!

李鸿章在第二天一早,就知道了有这么横生的一个枝节,不但阎敬铭来信相告:“崇公于此事,成见极深,不易化解,集议一节,暂作罢论。”而且另有他派在京里的“坐探”传来详细消息,才知道崇绮竟不惜以纱帽相拼,实在太出人意外了。

“此事,我看难了!”正好来访的张荫桓说,“崇文山、徐荫轩相互标榜,以理学自命,专有班恃此为进身之阶的新进追随者在起哄。这班人见解、文采不如清流,而凌厉之气过之。照我看,马上就会有折子搏击。中堂倒要小心!”

李鸿章对言官也是又恨又怕,不过此事办成,是理财方面一帖起死回生的灵药,当然不肯轻易放弃。因而便向张荫桓问计。

“崇文山反对的是洋人,反对洋人又是怕纹银外流,如果能有保证,纹银包不外流,就没有反对的理由。中堂请想想看,有什么保证?”

“除非不用洋人。”

“不用洋人办得到,办不到?”

“这没有什么办不到。”李鸿章说,“不过不用洋人,我还真不能放心。”

“怎么呢?”

“克米隆跟我详细谈过,发行钞票,要有现银准备,照西洋规矩,准备金不必十足,但有一定成数,公推公正士绅监督,按期检查,以昭大信。现在请克米隆主持其事,当然照他的章程办理,如果是由户部派人,必不能做到这一层。说不定一道中旨,取银若干,你能抗旨不遵吗?”

“照此说来,设官银号是替宫里开一条聚敛之道,辟一座方便之门。一旦滥发钞票,蹈咸丰发当百钱的覆辙,其害不可胜言。”张荫桓率直劝道,“中堂并无理财之责,何苦担此骂名?而况勋业如日方中,可办的大事甚多,也犯不着做这件吃力不讨好的事。”

李鸿章想了一下,决定接受他的劝告,“你的话很切实,我犯不着那么傻!”他说,“听其自然吧!反正要办官银号,就得用洋人,不然不如不办。”

到这时候,张荫桓方始谈到他的来意。他也是有个极重要的消息,必须告知李鸿章。未谈之前,先问起一个人:“许竹筼的随员王子裳,中堂见过没有?”

“没有。”李鸿章问,“听说是翁叔平的门生。”

“是的。”张荫桓说了此人的简历——王子裳名叫咏霓,浙江人,早年是个名士,骈文作得极好。本来是刑部主事,去年许景澄奉命代李凤苞为出使德国钦差大臣,奏调为随员,以迄于今。

“喔,”李鸿章问道,“他怎么样?”

“他最近来了一封信。这封信是给什么人的,请中堂不必问。我设法录了一个副本在这里,专备中堂参酌。”

不问其事为何,李鸿章先就觉得他的关爱之情可感,深深报以一眼,然后接过抄件来看,信上并无称谓,是有意略去了的。不过从寒暄的套语中,可以看出受信者与王咏霓有相当交谊,而且是常在一起议论洋务的朋友。

这封信就是专论新购镇远、济远两兵舰的得失。他说:西洋的兵舰,近来都用铁甲,铁甲舰又分快船、战舰两类。战船一类,先为两舷列炮,炮小甲薄,不足攻拒,一变再变而有船面上可以旋转的炮塔,炮巨甲厚,才成为海上利器。

但旋转的炮塔仍有缺点,未能尽善,于是再改为“露台旋炮之制”。定远、镇远两舰,仿此购造,算是最新的兵舰。但镇远工料不及定远,如平面钢甲,改用熟料,而当时造价反增加十万银子。其故何在?令人不解。

下面谈到快船。王咏霓说:快船专以巡海,亦能深入敌人口岸,辅佐战舰。由于快船的火力不足,因而必须厚甲以自护。其法有二:一是在吃水线下,加厚钢甲;一是在底部装置平面的钢甲,藉以防御自上下落的炮弹。而济远舰的构造极不合理,吃水线下无钢甲防护,一遇小炮弹即生危险,吃水不深,易于欹侧。最大的错误是船面加上炮台,形成头重脚轻之势,不但驾驶困难,而且危险特甚。王咏霓断言西洋兵舰并无这种规制,济远舰是仿照德国不及一千吨的两艘小船所造,而此两艘小船,亦根本没有炮台。

看到“济远造于伏尔铿厂,初次试为,本未尽善,厂中办事人不自讳言”的话,李鸿章脸色一变,抬头望着张荫桓说道:“李丹崖不至如此冒失吧?我看,王某的这封信,仅凭耳食,未免言过其实。”

听他这样说法,张荫桓就知道他还未看完,“不见得全是耳食之言。”张荫桓说,“中堂请先看信!”

于是李鸿章聚精会神往下看,同时小声念道:

其失如机舱逼窄,绝无空隙,只身侧行,尚虑误触,前日试机已有触手成废者。

暑月炎燠,临战仓皇,并难奏技;水管行折,远达汽锅,历次损修,甚为不便。今尚泊马拉他,不能随定、镇偕行。

其下舱煤柜,只容百吨,盖以限于入水,诸弊丛生。然大沽口浅,已不能近,烟台、旅顺无碍加深,倘增深一尺,可添煤四十吨,何所见不及于此?而炮房之药气闷,令台之布置不密,犹见弊之小者。

今朝廷加意台澎,饬照仿造,而劼侯、傅相意见不同,劼侯请俟回华察看,自是慎重;合肥谓不必久待,电令速购。岂成功期诸二年,而订定不能迟诸两月邪?此尤弟所未喻者也。

这是指新订购的两艘兵舰而言。李鸿章看到这里,大为气愤:“胡说八道。不必久待,电令速购,哪里是我的意思。六月里,总署有信给我,说台澎孤悬海外,应该从速购备船只,以备不虞。我因为战舰花费太大,所以覆信,说暂照济远订购几艘。六月二十四奉到电旨,我还记得全文是:‘着照济远或快船定购四只,备台澎用。即电商英德出使大臣妥办。船价户部有的款可拨。’你评评,何尝是我错?”

“中堂不错。本为救急之计,自然不能久待,而况户部有‘的款’是指此时而言,迟延日久,‘的款’也许造了三海的御舫,岂不落空?”

“着啊!你这才是深知甘苦之意。”李鸿章又说,“至于我给劼侯的信,将来可以问他,我只说:炮不可小于八九口径,甲不可薄于十二寸,如用铁面不可薄于十寸,船速不可小于十五里,吃水不可深于十八尺,这都是相度实情,期望快船能得战舰之用。谋国如此,自觉不为不忠,而局外人横加非议,实在令人灰心。”

“中堂谋国,有识者无不倾服。不过,言路上的传闻,虽说空穴来风,到底也还另有说法。”

“什么说法?”李鸿章张大了眼问。

“如无‘空穴’,何有‘来风’?”

李鸿章一愣,接着换了副沉着的脸色,“此言有味!”他说,“你听到什么风声?”

“听说驻德使馆中人,另有信来。盛伯熙就接到一封,预备动折子参李丹崖。”张荫桓说,“盛伯熙的笔锋,中堂是知道的,不动弹章则已,一动必不为人留余地。”

“噢!”李鸿章问,“还有呢?”

“总还有人要借此生风。据说,目前有一公论:定远船质坚而价廉,镇远船质稍次而价稍涨,济远船质极坏而价极昂!总而言之,照他们说:一船不如一船!”

“这些话是从那里听来的呢?”

“上海《申报》上就载的有。”

“局外人的浮议,未必可信。”李鸿章不屑地说,“好在李丹崖已经交卸回国,奉旨交北洋差遣,定、镇、济三舰,也快到大沽口了。是是非非,总有水落石出的一天。”

“是!”张荫桓的本意是来报告消息,原意既达,不必词费,所以起身告辞。

李鸿章却不愿放他走。李凤苞的毛病在李鸿章自然不是一无所知的,所以话虽说得坦然,心里却不免嘀咕,希望张荫桓能替他想个化解之方。只是言语之中,袒护李凤苞在先,一时改不得口,唯有先拿张荫桓留了下来,再作计较。

“如果没有事,你再坐一会儿……我还有话跟你谈。或者,”他沉吟了一下说,“托你再去打听一下,还有什么人从德国写信来?”

“是!我晚上再来跟中堂回话。”

从张荫桓辞去以后,便是接连不断的访客。李鸿章本来是不想见的,但就这一天之间,发觉京中的各种迹象都对他不利。为了听听消息,也为了笼络朝士,一改本心,尽量延见。

访客是来巴结的多。因为听说朝廷要大办新政,用人必多,或者想兼差,或者想外放,都得要走手握实权的“李中堂”的路子。此辈见识有限,但消息灵通,所以李鸿章倒听了许多想听的话。

到了四点多钟,贴身跟班悄悄来提醒,该赴庆王的饭局了。这天,奕劻为李鸿章接风,陪客是总署、军机两方面的大臣,所以等于又一次会议,李鸿章当然要早到。

果然到得早了,在座的陪客,还只有一个孙毓汶。谈到铁路,他告诉李鸿章说,反对的人很多,不过事在人为,最好准备一份详细的图说,再奏请懿旨定夺。

“那方便。我三五天以内就可以预备好。”李鸿章答道,“洋匠已经勘查了好几次,每一次都有详细禀帖,不过用的是洋文,我关照他们加紧赶译就是。”

“是的。等中堂一交来,军机上立时呈递。”孙毓汶略停一下问道,“中堂的意思是从陶城埠到临清,沿河兴造铁路,如果阿城一带河水漫决,向北冲刷,不会拿铁路冲断?”

“不要紧!洋匠已经顾虑到这一层,近河之处,路基筑高六尺,漫水从没有高过六尺的。”

孙毓汶点点头又问:“倘或奉旨准行,中堂意中想派什么人督办?”

李鸿章心目中已经有人,决定派盛宣怀去办。话到口边,忽然警觉,说不定孙毓汶想保荐什么人,倘或落空,难免失望,或者会故意阻挠,这时以敷衍为妙。

于是他摇摇头说:“此刻哪里谈得到此?将来是不是交北洋办,亦未可知。就是交北洋办,派什么人经理,也得请教诸公的意思。”

“那当然请中堂一力支持。”孙毓汶说,“我看盛杏荪倒是适当的人选。”

听得孙毓汶称赞盛宣怀,李鸿章不能不留意。因为孙毓汶固然一言一行无不隐含心计,而对盛宣怀更不能不防——北洋幕府中两类人才,一类讲吏治、论兵略,还保留着曾国藩开府的流风遗韵。论人,大多正人君子;论事,亦多罕言私利。另一类办洋务、辟财源,此中又有高下两等,上焉者如张荫桓,下焉者就是盛宣怀之流。李鸿章在他们面前,就像在贴身侍仆面前一样,毫无秘密可言。事实上李鸿章也是要靠盛宣怀等辈,才有个人的秘密,此所以不能不防。

他防人的手段,因人而施:对于淮军将领,是造成他们彼此的猜忌,免得“合而谋我”;对于盛宣怀这些人,在陷之以利以外,就是严禁他们另投靠山。不过,盛宣怀固然不必,也不敢出卖自己,就怕孙毓汶别有用心,将盛宣怀拉了过去,自己的秘密如果都落在此人手中,却是大可忧之事。

为此,他试探着问:“多说盛杏荪是能员,莱山,照你看,他的长处到底何在?”

“盛杏荪是中堂一手提拔的人,难道还不知道他的长处?”

照这话看,孙毓汶或者已经猜到自己要委盛宣怀办铁路,有意说在前面,以为试探。李鸿章心想,言路上对盛宣怀深恶痛绝,如果自己承认有此意向,一传出去,先招言官反感,益增阻力,还是先瞒着为妙。

“盛宣怀的长处,我当然知道。不过,知人甚难,要听听大家对他的批评,尤其是阁下的批评。”

“为什么呢?”

“那还不容易明白?军机为用人行政之地,何能不听听你对人物的品评?”

“中堂太看得起我了!”孙毓汶忽然问道,“听说盛杏荪到杭州去了?”

“他老翁在浙江候补,请假去省亲。”李鸿章又说,“也要去整顿整顿招商局。”

谈到这里,客人陆续至。而且非常意外地,正要开席的时候,醇王亦做了不速之客,不过他一进来就先声明:他不是来闯席,只是听说大家都在这里,顺路进来看看。

这一下,使得做主人的奕劻很为难。不留醇王,于礼不合;留下醇王,自然是坐首座,便委屈了李鸿章。

想一想只有口中虚邀,暗地里关照,暂缓开席。

醇王自知不便久坐,觑个便将孙毓汶拉到一边,有一句要紧话关照:“你们跟少荃同席,不必再谈铁路。这件事八成儿吹了!”

“怎么呢?”

“这位,”醇王揸开五指伸了一下,意思是指惇王,“今天不是‘递了牌子’?我刚刚才知道,为的是反对造铁路,当面力争。有几句话说得很厉害,说是铁路造来造去,怕动了西陵的龙脉。上头一听这话吓坏了!派了传谕,明天一早,让我头一起递牌子,说是要问铁路。多半会作为罢论。”

孙毓汶不即回答,问到另一件事:“那么,官银号呢?”

“这又是件棘手的事!崇文山到我那里痛哭流涕,真正愚忠可悯!看样子,除非不用洋人,不然就办不成。”

“合肥迷信洋人。听说他有过话,不用洋人,宁可不办。现在铁路再作罢论,所议的三件大事,倒有两件不成功,而这两件又是合肥的献议,一点结果都没有,似乎于他的面子上不好看。”

“说得是啊!”醇王倒未曾想到,此刻一被提醒,才觉得十分不妥。

“而况现在还有求于他!”

这话,醇王也能深喻,有求于李鸿章的,不止于先办北洋一大支海军,还要靠他遮掩着拿海军经费移作别用。这样,就必得设法圆他的面子,否则,他未必肯乖乖听话。

“王爷,”孙毓汶低声说道,“办不办,王爷在心里拿主意,眼前先不必说破,尽管照合肥的意思降旨。横竖这又不是三天两天便得见分晓的事,且等崧镇青跟陈隽丞覆奏了再说。”

这是指漕运总督崧骏跟山东巡抚陈士杰。修造铁路事关南漕,地在山东,当然要征询他们的意见。如果他们的覆奏认为窒碍难行,将来就可以搪塞李鸿章。倘或覆奏赞成,也不妨示意言路上折反对。总之要打消此事的手段多得很,眼前能保住李鸿章的面子,不教他怀怨于朝廷,便是上策。

“你的话不错。一准照此而行!”醇王欣然答应。

果然,第二天慈禧太后召见醇王,面谕铁路停办。醇王亦宛转上言,代为乞恩,保全老臣的体面。慈禧太后本有向李鸿章示惠之意,自然乐从。

因此,尽管有人颂扬皇太后圣明,面谕醇王停办铁路,李鸿章由于军机否认此说,所以照常备妥图说,送请军机处呈递御前。接着便发了廷寄,说李鸿章建议“试办阿城至临清铁路为南北大道枢纽,阿城临清二处,各造仓廒数所,以备储米候运等语,所陈系为运粮起见,不无可采”。以下就用孙毓汶的见解,近黄河一带的铁路,是否会被大水冲刷,不可不预为筹计,责成崧骏、陈士杰及河道总督成孚,派人详细勘查,据实覆奏。最后特别告诫:“其建设仓廒及转运应办事宜,着按照所陈各节,悉心会商,妥为筹议,一并迅速奏闻。”

这道上谕还算切实,李鸿章相当满意。覆奏如何,自然影响成败,而陈士杰虽不和睦,所好的是掌握关键的崧骏,未调漕督以前是直隶藩司,平日书信往来,称之为“弟”。是这样不同泛泛的关系,李鸿章便有把握,崧骏一定会附和其议,力赞其成。

同一天还有一道紧要上谕,就是设立海军衙门,为预先所计议的,特派醇王总理海军事务,“所有沿海水师,悉归节制调遣”。

在醇王总理之下,有两会办、两帮办,满汉各半。会办是奕劻与李鸿章,帮办是正行旗汉军都统善庆与还在伦敦、尚未交卸出使大臣职务的兵部右侍郎曾纪泽。懿旨中又特别宣示:北洋精练海军一支,着李鸿章专司其事。

上谕一下,第一件事是呈递谢恩折子,同时也要预备召见。这就必得跟醇王先见一次面,估量慈禧太后可能会问到的话,商量应该如何回答。哪知他未到适园,醇王先就送了信来,说这天上午,慈禧太后召见军机,曾提到驻德使馆有人来信,指控李凤苞订船的弊端,迫不得已,只有由总理衙门将王咏霓的来信送交军机呈递。同时又面奉懿旨:下一天召见李鸿章。

接到这个信息,李鸿章暗暗心惊。不想小小刑部主事的一封私函,竟会上达天听,倘或因此惹起风波,阴沟里翻了船,才是丢人的大笑话。

所幸的是,王咏霓的原信,张荫桓已觅来一个抄本,找出来细细参详,还有可以辩解之处,比较放心了。不过为了表示问心无愧,要出以泰然,醇王那里,反倒不便再去,免得他疑心自己为此事去探听口气。因而只写了一封回信,提到李凤苞之事,说他亦非常诧异,如果真有弊端,李凤苞就是辜恩溺职,应该严办。

到了宫里,才知道内奏事处已传懿旨:李鸿章与醇王一起召见。两人匆匆见面,谈不到几句话,已经“叫起”了。

进殿先看慈禧太后的脸色,黄纱屏掩映之下,不甚分明。只听得慈禧太后微微咳嗽,声音发哑而低,李鸿章凝神静听,连大气都不敢喘,真有屏营战兢之感。

“办海军是一件大事。”慈禧太后闲闲发端,“史书上说的‘楼船’,哪能跟现在的铁甲船比?将来等船从外洋到了,你们都该上去看一看才好。”

“是!”醇王答说,“船一到,臣就会同李鸿章去看。”

“这倒也不必忙在一时,总先要操演纯熟了,才有个看头。这三条铁甲船,派谁管带?”

这下该李鸿章回答了:“原有副将刘步蟾他们二十多个人,派到德国,一面照料造船工程,一面学习驾驶、修理。这一次帮同德国兵弁,驾驶回国,等他们到了大沽口,臣要详细考查,再禀知醇亲王,请旨派定管带。”

“德国兵弁拿船开到,自然要回国。咱们自己的人,接得下来接不下来呢?”

“一时自然接不下。臣跟醇亲王已经商量过,酌留德国兵弁三两年,拿他们的本事都学会了,再送他们回国。”

“可以。”慈禧太后拈起御案上的一封信,扬了一下,“有人说,镇远的工料不及定远,造价反而贵了。这是怎么说?”

“镇远铁甲厚薄,一切布置,都跟定远一样,不同的是,定远水线之下,都是钢面铁甲,镇远的水线之下,参用铁甲。这因为当时外洋钢价突然大涨,不能不变通办理。当时奏明有案的。”

“济远呢?”慈禧太后将信住外一移,“这个王咏霓来的信,你们看看!”

于是醇王先看,看完不作声,将信随手递给李鸿章,他假意看了一遍,恭恭敬敬地将原信缴呈御案,方始不慌不忙地分辩。

“王咏霓是亲眼目睹,臣还没有见过济远,不知道王咏霓的话说得对不对。不过,他说济远不能跟定远、镇远一起回国,似乎言过其实,如今济远已经跟定远、镇远一起东来了。”

“我也觉得他的话不免过分,可是也有说得有理的。”

“是!”李鸿章答道,“济远是一条快船,当时是仿英国的新样子定造的,因为是头一回,有些地方不大合适,臣亦早已写信给曾纪泽,托他跟许景澄商量,新订的两条船,尽力修改图样。总之,好的地方,务必留着;不好的地方,务必改掉。”

“原该如此。不过,如今既有这么许多毛病,只怕枝枝节节地改也改不好。七爷,你看,是不是打个电报给他们,那两条新船先缓一缓,等事情水落石出了以后再说?”

“这,”醇王转脸,低声问道,“少荃你看呢?”

李鸿章想说:两条新船已经跟人家订了建造合同,付过定洋。如果缓造,要赔补人家的损失,太不合算。这几句话已到口边,发觉不妥,就不肯出口了。

“皇太后圣明,理当遵谕办理。”

“那就这样办了。”醇王答说,“臣回头就发电。”

“李凤苞这个人,”慈禧太后看着李鸿章问,“他是什么出身?”

“他是江苏崇明的生员……”

李鸿章奏报李凤苞的简历:此人精于历算测绘之学,为以前的江苏巡抚丁日昌所赏识,替他捐了个道员,派在江南制造局当差。曾主办吴淞炮台,绘制地球全图,还译过许多声光化电之书,在洋务方面颇有劳绩。

光绪元年丁日昌当福建巡抚,兼充船政大臣,特地调李凤苞为船政局总考工,以后遣派水师学生留学,由李凤苞充任监督,带领出洋。

光绪四年继刘锡鸿为驻德国使臣,以迄于今。

“李凤苞对造船原是内行,而且在外洋多年,洞悉洋人本性。不过,臣与他本无渊源,只觉得他很干练,操守亦还可信。而况他是朝廷驻德的使臣,这几年既然向德国订造铁甲船,臣自然委托他经理。”

这是李鸿章为自己开脱责任。慈禧太后懂他的意思,点头说道:“原不与你相干。将来等船到了,有没有像王咏霓所说的那些情弊,当然要切切实实查一查。你也不必回护他。”

最后这句话颇见分量,李鸿章诚惶诚恐地答道:“臣不敢!”

“七爷!”慈禧太后遂即吩咐,“你就传话给军机拟旨吧!你一个,李鸿章一个,”她想了一下又说,“再派奕劻。就是你们三个,会同去查。”

这重公案,到此算是有了处理的办法。虽然面子上不甚好看,但还算是不幸中的大幸,因为醇王与奕劻都可以讲得通。倘或交都察院或者兵部,甚至刑部查办,要想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就不容易了。

“李鸿章!”慈禧太后谈到一件耿耿于怀的事,“蚕池口的天主教堂那么高!西苑的动静,都在洋人眼里了。实在不大妥当。六月里,神机营找过一个英国人,他上了一个条陈,说有法子让他们迁走。这件事别人办不了,你得好好费心。”

李鸿章在天津就听说过此事,料知责无旁贷,也约略思量过应付之道,此时自然毫不迟疑地应承:“皇太后请放心!臣尽力去办,办妥为止。”

这个答覆简捷痛快,慈禧太后深为满意,转脸对醇王说道:“你就把那个条陈交给李鸿章吧!”

等李鸿章回到贤良寺,总理衙门已将条陈送到。上条陈的英国人叫敦约翰,十年前曾由英国公使威妥玛介绍,与李鸿章见过一面。在他的印象中,此人谨慎能干,颇可信赖,因此,李鸿章对他的条陈相当重视,急着要看。

原本是英文,由北洋衙门的洋务委员伍廷芳,连夜赶译成中文。接着便将敦约翰约了来,当面商谈。

“你为北堂所上的条陈,我已经看到了。今天要跟你细细请教。”

等伍廷芳译述了李鸿章的话,敦约翰答道:“神机营有个姓恩的道员,是我的朋友,他来跟我说,北堂建在内城,邻近宫殿,大不相宜,能不能拿这个教堂拆掉?我告诉他说,拆教堂这件事,亵渎宗教,是极大的忌讳,切不可鲁莽。他请我想办法,我考虑了好久,认为只有一个办法或者可行,就是在京城里另外找一处大小相称的地方,照北堂原来的规模,新造一所教堂,作为交换。恩道员就请我写一个书面文件,拿走了。”

“原来如此!”李鸿章问道,“北堂现在由谁主持?”

“是义大利人,名叫德理雅布,我也认识的。”

“属于哪个教会?”

“属于法国的教会。”

“拆北堂一事,跟德理雅布交涉,行不行?”

“不行,不行!”敦约翰连连摇手,“以前的主持叫都乐布理斯,秉性和平,有勇有谋,跟他商量,或者可以成功。现在的这个德理雅布,是去年都乐布理斯去世以后,由宣化府调来的,此人胆小,没有主见,跟他商量,一定大为张皇,反而误事。”

“那么,”李鸿章问,“跟法国公使商量呢?”

“更加不可以。法国一定会从中作梗,无济于事。”敦约翰说,“这件事如果希望成功,只有派人到巴黎,与北堂所属教会的会长商量,得到他的许可,法国公使就不会再阻挠了。”

敦约翰在条陈中曾经自告奋勇,所以李鸿章问他:“如果请你去,你是英国人,怎么能办得通?”

“我虽是英国人,但是我信奉天主教,以教友的资格,代表中国去交涉。”

“如果请你代办,你这个交涉,预备怎么一个办法?”

“第一,”敦约翰说,“要请中国政府给我一份委任书,作为凭证;第二,我到了巴黎,先要联络几位有声望的人士,请求他们协助;第三,见了法国天主教会的会长,我预备这样说……”

敦约翰的说词是:天主教在中国传教,一向受到优待保护。如上年中法失和,兵戎相见,而法国教士受中国政府保护,照常传教,并未驱逐出境。这种格外体恤的恩惠,不可忘记。

北堂的建制过高,下窥宫廷,依照中国的习惯,是一件不能容忍的事。现在中国政府愿意另外拨给一方基地,并负担建筑新堂的费用,这是情理两得之举。如果接受中国政府的要求,中国政府还可以特颁上谕:凡在中国传教的外国人,只要安分守己,不犯法纪者,各省督抚一律保护,不准欺侮。

“我想,”敦约翰说,“大致照这样的说法,应该可以征得同意。然后,我再转到罗马去见教宗,事无不成。现在唯一的顾虑是,法国天主教会会长,虽然同情中国的要求,但怕他不敢做主,要跟法国政府去报告。那一来就麻烦了。”

“是啊!倘或如此,你又有什么应付的办法?”

“或者可以请英国驻法公使出面斡旋,不然就请德璀琳协助,由他跟北堂主持、法国公使去关说。这只有见机行事,到那时候,我会从巴黎直接跟德璀琳密电商议。”

德璀琳是法国人,现在是中国的客卿,担任津海关税务司的职务。李鸿章知道敦约翰跟他有很深的交情,认为办法相当切实,决定接纳。

“敦约翰先生,”李鸿章问道,“如果请你代办,往还要多少日子?”

“总得五六个月。”

“费用呢?”

“旅费估计要五千银圆。”

李鸿章点点头表示同意,灵机一动,随又问道:“我中国遇有天主教传教案件,向来是跟法国交涉,如果你能见到教宗以及教廷外务部,那么日后如有传教案件,不经过法国,直接跟教廷打交道,可以不可以?”

“怎么不可以?中国果真有这样的意思,教廷一定非常欢迎。”敦约翰说,“近来我听各地天主教士说,中国待教士相当厚道。可是传教案件,一经法国公使总理衙门交涉,往往节外生枝,插入其他事故,多方需索,使得中国政府误会天主教士难以相处,这绝不是教廷的本意。如果中国能派一位公使常驻教廷,教廷亦派代表常驻中国,有事直接商谈,无需法国代为经手。”

“这样做法,恐怕法国政府会不高兴。”李鸿章问,“你以为如何?”

敦约翰又说,信天主教的中国百姓,所以要倚恃法国出面来保护,是因为中国政府视之为化外之民。如果朝廷有一通剀切的上谕,不得歧视教民,那么中国百姓受中国政府保护,乃是天经地义,何劳法国出面来替他们主张利益?至于教案有教廷代表可以交涉,法国更不能无端干预。所以只要中国自己有正当的态度、适宜的措施,实在不必顾虑法国政府的爱憎好恶。

这番话在李鸿章听来不免暗叫一声“惭愧”,同时做了决定,乘此时机,委托敦约翰向教廷接洽建交之事。

“你所要的盘川五千银圆,可以照拨。不过给罗马教宗的信,只能隐括大意,不便说得太明白。”李鸿章又很郑重地叮嘱,“这一次托你去办这件事,务需秘密,千万不能张扬,请你随时小心,相机行事,不要辜负委任。如果事情办成功,我们当然另有酬谢。”

“是的!我尽我的全力去办。”敦约翰说,“在我离开中国以后,旅途中的一切情形,随时会用密电报告。请爵士指定一个联络的人。”

李鸿章略想一想问道:“德璀琳如何?”

“很好!”敦约翰欣然答说,“我认为他是最适当的人选。”

李鸿章很高兴。事情的开头很顺利,就眼前来说,足可以向慈禧太后交代了。

打点行装之际,有了一件喜事。安徽来了一个电报,李鸿章的次子经述,乡试榜发,高高得中——李鸿章的长子李经方,本是他的侄子,经述才是亲生的,所以排行第二,其实应该算作长子,格外值得庆幸。

不过李鸿章不愿招摇,所以凡有贺客,一律挡驾,只说未得确信,不承认有此喜事。就算乡榜侥幸,云路尚遥,也不敢承宠。

只是这一来倒提醒了他,还有几个人,非去拜访不可,一个是潘祖荫,一个是翁同龢,一个是左都御史奎润,一个是礼部右侍郎童华,他们都是今年北闱乡试的考官,从八月初六入场,此刻方始出闱。

依照这四个人住处远近拜访,最后到了翁同龢那里,客人向主人道劳,主人向客人道贺,然后客人又向主人道贺,因为这一科北闱乡试发榜,颇受人赞扬,许多名士秋风得意,包括所谓“北刘南张”在内。南张是南通的张謇,北刘是河北盐山籍的刘若曾,名下无虚,是这一科的解元。

“闱中况味如何?”李鸿章不胜向往地说,“玉尺量才,只怕此生无分了。”

翁同龢笑道:“多说中堂封侯拜相,独独不曾得过试差,是一大憾事!这不能不让我们后生夸耀了。”

“是啊!枉为翰林,连个房考也不曾当过。”李鸿章忽然问道,“赫鹭宾熟不熟?”

赫鹭宾就是英国人赫德,他的名字叫“罗勃”,嫌它不雅,所以取个谐音的号叫鹭宾。翁同龢跟他见过,但并不熟。

“赫鹭宾问我一事,我竟无以为答。叔平,今天我倒要跟你请教。”

“不敢当。”翁同龢赶紧推辞,“洋务方面,我一窍不通,无以仰赞高明。”

“不是洋务,不是洋务。”李鸿章连连摇手,然后是哑然失笑的样子,“说起来有点匪夷所思,赫鹭宾想替他儿子捐个监生,应北闱乡试,你看使得使不得?”

“这真是匪夷所思!”翁同龢想了一下问道,“怎么应试?难道他那儿子还会做八股?”

“当然!不然怎么下场?”

“愈出愈奇了!”翁同龢想了一下说,“照此而言,自然是早就延请西席,授以制艺,有心让他的儿子走我们的‘正途’?”

“这也是他一片仰慕之诚。赫鹭宾虽是客卿,在我看,对我中华,倒比对他们本国还忠心些!”

哪有这回事?翁同龢在心里说。不过口虽不言,那种“目笑存之”的神态,在李鸿章看来也有些不大舒服。

“其实也无足为奇。他虽是英国人,来华三十多年,一生事业,都出于我大清朝的培植……”接着,李鸿章便叙赫德的经历给翁同龢听。

赫德初到中国,是在咸丰四年,当宁波的领事。不久,调广州、调香港,在咸丰九年充任粤海关副税务司,正式列入中国的《缙绅录》。辛酉政变,恭王当国,所定的政策是借重英法,敉平叛乱,其间赫德献议斡旋,颇为出力,因而受到重用,代李泰国而署理总税务司。他亲赴长江通商各口岸,设置新关,相当干练。到了同治二年,李泰国正式去职,赫德真除,改驻上海,从此,中国的关务,由赫德一手主持。洋务特别是对外交涉方面,亦往往找赫德参与密勿,暗中奔走。尤其在李鸿章当了北洋大臣以后,中国的外交,可以说就在他们两个人手里。

然而李鸿章却讳言这一层,只谈赫德的受恩深重:“他早就加了布政使衔,今年又赏了花翎和双龙宝星。因此,英国派他当驻华兼驻韩使臣,他坚辞不就。这无异自绝于英,而以我中国人自居。如今打算命子应试,更见得世世愿居中土。我想,鉴此一片忠忱,朝廷似乎没有不许他应试的道理。叔平,你的腹笥宽,想想看,前朝可有异族应试之例?”

“这在唐朝不足为奇,宣宗朝的进士李彦升就是波斯人,所谓‘盖华其心而不以其地而夷焉’,这跟赫鹭宾的情形正复相似。不过,解额有一定,小赫如果应试,算‘南皿’、‘中皿’,还是‘北皿’?而且不论南北中,总是占了我们自己人的一个解额,只怕举子不肯答应。”翁同龢开玩笑地说,“除非另编‘洋皿’。”

乡试录取的名额称为“解额”,而监生的试卷编为“皿”字号,以籍贯来分,奉天、直隶、山东、河南、山西、陕西为“北皿”,江南、江西、福建、浙江、湖广、广东为“南皿”,四川、广西、云南、贵州另编为“中皿”。小赫的籍贯哪一省都不是,就哪一省都不肯让他占额。所以翁同龢才有编“洋皿”字号的笑谈。

李鸿章特地跟翁同龢谈这件事,原是探他口气,因为他管理国子监,为小赫捐纳监生,首先就要通过他这道关。如今听他口风,不但乡试解额,无可容纳“华心”的“夷人”,只怕捐监就会被驳。

“中堂,”翁同龢又变了一本正经的神色,“你不妨劝劝赫某,打消此议。上年中法之战,仇洋的风气复起,即令朝廷怀柔远人,特许小赫应试,只怕闱中见此金发碧眼儿,会鸣鼓而攻!”

“这倒也是应有的顾虑。承教,承教,心感之至。”李鸿章站起身来,“可惜,我来你在闱中,不能畅谈,等你出闱,我又要回任了。”

“中堂哪一天出京?”

“总在五天之内。到时候我就不再来辞行了。”

“我来送行。”

“不敢当,不敢当!”李鸿章说,“明年春夏之交,总还要进一趟京。那时候我要好好赏鉴赏鉴你的收藏!”说着,他仿照馈赠恭王的办法,从靴页子里取出一个内盛二千两银票的仿古笺小信封递了过去,“想来你琉璃厂的账,该得不少,不腼之仪,请赏我个脸。”

翁同龢也收红包,不过是有选择的,像李鸿章这样的人,自然无需客气:“中堂厚赐,实在受之有愧。”

他接了过来,顺手交给听差。

李鸿章回任了,海军衙门也建立了。北堂拆迁又有李鸿章一肩担承,扩修三海可以大举动工了。

这一番大工程,顶要紧的人有三个,一个是李莲英,一个是立山,一个是雷廷昌。

雷廷昌虽然有个员外郎的衔头,却少为人知,但说起“样子雷”,或者“样式雷”,纵非如雷贯耳,知者可真也不少。“样子雷”在京城里已经七代,都当他家是土著,其实雷家是江西人,籍隶南康府建昌县。据说他家世系以《周易》六十四卦排行,乾元再周,到元朝已历百世。三十年为一世,算来雷家一脉相承,源远流长,可以媲美曲阜孔家。当然,这是难以稽考的一件事。

确实可靠的是雷家迁居金陵以后的情形。有个做木匠的雷玉成避明末流寇之乱,与两子振声、振宙移家金陵石城。清兵入关,重修为李自成所烧毁的宫殿,雷振声的儿子雷发达,与他的堂兄发宣,应募入京,这就是“样子雷”发祥之始。

康熙中叶重修太和、中和、保和三大殿,太和殿的正梁是拆明陵享堂的楠木梁柱充用。上梁之日,圣祖亲临行礼,哪知吊起正梁一比,卯榫不符——两木相嵌,凸出的叫榫,俗称笋头;凹进的叫卯,俗称为窍。制作卯榫是木匠这一行的手艺中最高的技术,显然地,这个木匠的手艺不到家,尺寸不符,以致格格不入。

三大殿是天子正衙,上梁是一件极郑重的事,出了这样的纰漏,岂同小可?因此工部官员,震栗失色。

结果是有个司官有应变的急智,知道雷发达手艺过人,便找了一套从九品的官服让他穿上,腰间掖一把斧头、一把凿子,猱升而上,一只手攀住梁木,一只手动凿子另开一窍。在天子注目、百官仰视之下,从容而迅捷地完了工,然后收起凿子,取出斧头,相准地位,使劲一击,手落榫合,工部官员才得透一口气。

圣祖是一位极其通达人情的贤君,将前后经过都看在眼里,知道卯榫不合,不能怪工部官员,因为将就旧木料,难免不相符。而卯榫既合则完全是雷发达的本事,龙颜大悦,当面降旨,将雷发达授为工部营所的长班。当时便有四句歌谣,专记其事:“上有鲁班,下有长班,紫薇照命,金殿封官。”

雷发达活到七十岁才死,由他的长子金玉继业。雷金玉后来投充内务府包衣旗,做圆明园楠木作样式房掌案。以营造内廷的功劳,钦赐内务府七品官职,到雍正七年才死,死时已经七十多岁。

在雷金玉死前三天,他又生了一个儿子——雷金玉娶过六个太太,最后这个少妻张氏所生的儿子名叫声澂,排行老五。声澂的四个哥哥,大概都无法继承父业,所以就决定南归,但张氏不肯随行,带着儿子住在京里。

圆明园样式房掌案虽是世袭之职,只以声澂尚在襁褓,所以为雷金玉的伙计所篡夺,于是张氏抱子投诉工部,到雷声澂成年,方始得以承袭。

雷声澂成年,正是乾隆大兴土木之时,所以雷声澂与他的三个儿子都受重用。长子名叫家玮,曾奉派查办外省行宫。高宗六次南巡,家玮无役不从,除了勘查行宫兴建的工程以外,圆明园仿照各地名胜修建,其间实地观察规划的任务,都落在雷家玮肩上,所以在京的日子少,在外的日子多。此外,他还查办过堤工、监务、私开官地等等分外的差使,已成高宗亲信的耳目。

雷声澂的次子叫家玺,在乾隆末年深为得宠,万寿山、玉泉山、香山各行宫的园庭工程多由他承办。而且除营造以外,又承办宫中年例灯彩、焰火。乾隆八十万寿,点景楼台,争妍斗丽,盛极一时,亦出于雷家玺的手笔。

雷声澂的小儿子叫家瑞,在嘉庆朝继父兄而主持样式房。在乾嘉两朝,雷氏弟兄三人通力合作,家道大昌,“样子雷”奠定了不拔的基础。

第五代的“样子雷”名叫雷景修,是二房雷家玺的第三个儿子,十六岁就随着父亲在样式房学习“世传差务”,为人勤劳谨慎。道光五年,雷家玺病故,雷家瑞亦已衰迈,雷景修因为差务繁重,唯恐失误,将掌案的名义请伙计郭九承办,宁愿自居其下——这是明哲保身的办法,因为宣宗的节俭是出了名的,顶着掌案的名义,好处不多,祸患无穷。因此到了宣宗驾崩,雷景修便又出来争掌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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