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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帅不和

岑毓英是十一月里由昆明起程,八抬大轿,缓缓行去,走了半个月才到蒙自。由此往南,进入越南边境,路上就苦了,一路披荆斩棘,抵达保胜,跟云南巡抚走马换将,唐炯回省,岑毓英接替主持防务。

行辕设在一座关帝庙内,地方不大,岑毓英每天就在大殿上召见部将,接见越南官员。细细询问之下,才知道局势不妙,于是星夜拜折,陈明困难:

山西既失,越事愈加棘手,法人可由兴化、宣光分道犯滇,且兴化城在江边,形势山西尤为难守;宣光无兵驻守,更属堪虞,必须面面兼顾。而由蒙自至兴化,陆路一千六百余里;由开化至宣光,陆路一千二百余里;即由蛮耗至保胜,亦有四百余里,皆偏僻小道,路极崎岖,沿途人烟稀少,猛兽甚多。军士裹带行粮,披荆斩棘,跋涉维艰。自蛮耗至保胜,虽水路可通,仅有小船二三十只,可装兵三四百人,往返一次,必须十余日。若由保胜水路至兴化,往返必须三十余日,欲速不能,臣焦灼万分。

接下来是讲他部署的情形:

再三筹划,只有水陆并进。爰派记名提督吴永安统带三营,驰往开化;督同前派分道出关之副将陈安邦等三营,共合六营,由河阳驰赴宣光,择要驻防。其余总兵马柱、雷应山等各营,由蒙自陆续进发,臣带亲兵小队,驾轻舟先行前进,于十二月十一日驰抵保胜。与唐炯面商分布,意见相同。现据记名总兵丁槐、参将张永清等禀报,已于兴化城外扼扎防堵。

当然也要提到刘永福和唐景崧:

主事唐景崧所带兵勇自山西退至兴化,已于十二月初四日绕道撤回北宁。南将刘永福驻兴化,惟大炮全行失落,各项小枪,亦多遗失。兴化上游之清波、夏和等县,教民纷纷变乱,文报几至阻塞。臣等现切嘱总兵丁槐等多方预备,严密附守。又派知县李艳枝等二营往清波、夏和驻扎安民,并分给刘永福快枪子药,俾资整顿,令其严束所部,恪遵纪律。又行文南官,革除苛政,收拾民心。

至于进取之计,岑毓英是这样打算:

俟总兵马柱等各营到时,臣毓英即亲往兴化一带,查勘布置。一有头绪,即由兴化旁出宣光,督促提督吴永安等相机前进,并与广西抚臣徐延旭联络会商,和衷共济,仰副圣意谆谆告诫之至意。其保胜、兴化一路,滇军与刘团共事,需得两军信服之员,驻扎调和,拟将臣毓英胞弟、二品顶戴分省补用道岑毓宝调来,协同照料。

这是岑毓英重视刘永福,苦心布置的一着棋。因为刘永福与滇军并不和睦,这是阵前大忌。而此外的困难还多:

闻此番法人以全力经营,又加越南各处从教匪党,已有一万数千人,船多炮利,势颇猖獗。滇军既无轮船,又少大炮,挽运更难,必须广东、福建水师有兵轮攻击越南海防,以分贼势;广西、云南增兵添饷,通力合作,水战陆战,各尽其长,方可迅图恢复。而广东、福建各有应守海口,不识兵轮,能否分拨?臣等不敢妄拟,应如何办理,出自圣裁。

由广东、福建调拨兵舰,自水路进击,也是徐延旭的希望,无奈事实上办不到。朝廷接得岑毓英的奏报,对这个要求根本不提。但“边外各军,必当有所统摄,以一事权”,所以明定边防各军,包括徐延旭的部队,统归岑毓英节制调度。

当然,岑毓英所最看重的是黑旗军,而刘永福所最看重的是唐景崧,因此,岑毓英将唐景崧请到保胜,替他制了全副冬装,补送薪水,每日设宴,奉为首座。这一番刻意笼络,使得唐景崧感激涕零,自告奋勇,为岑毓英去向刘永福规劝,与滇军和衷共济。

刘永福受尽官军的气,提起来就会咬牙切齿,所以唐景崧不得不用手段,摸透血性男儿的性情,苦劝以外,责以大义,甚至言语相激。近乎灰心的刘永福肠子终于又热了起来,表示暂时一切都隐忍,等好好打一两场胜仗,大家再算账。

经过这一番疏通,岑毓英开了年才乘舟东下,驻扎距兴化三十里的嘉榆关,刘永福由唐景崧陪着来见——岑毓英阴骘沉毅,城府极深,知人处事,另有一套不易测度的手腕。他看刘永福是个草莽英雄,想用“七擒孟获”的办法来收服他。

因此,等刘永福一到,先临之以威,材官亲兵摆队,刀枪如林,但刘永福倒也不大在乎,虽微有怯意,并非见了武器害怕,只不过像新郎官拜堂,觉得过于受人注目而已。

当然,岑毓英摆这个场面,是为了衬托他对刘永福的降尊纡贵。降阶相迎,亲热异常,口口声声喊着刘永福的号:“渊亭、渊亭!”刘永福是预先听唐景崧教导过的,称他“大帅”,也行了大礼,岑毓英逊席相谢,长揖相答。

“我本来可以早一天到的。大前天下船,忽然天昏地暗,疾风暴雨,看样子船会沉,只好上岸。”岑毓英神色自若地说,“到了前天下船,又是这个样子,看来是有灵异,我就叫人取了一张黄纸来,亲笔朱书四个大字:‘诸神免参’。向空焚化以后,渊亭,你知道怎么样?”

刘永福老实答道:“我不知道。”

“说也奇怪,就此云开日见,风平浪静,才开的船,不过耽误了一天工夫。渊亭,”岑毓英似乎很认真地说,“你下次出门,如果遇着这种情形,不妨照这样子做,自然化险为夷。”

这意思是说,刘永福将来也会像他那样,封疆开府,当到一品大员,冥冥中有诸神呵护。刘永福自然懂他的恭维,却不觉得高兴,反而深深叹口气。

“渊亭,你何以长叹?”

“大帅!”刘永福答道,“我绝没有大帅的福分,生来是苦命。”

“我也是,从小父母双亡,是姑母抚养长大——”

接下来,岑毓英便又谈他的身世,却离不了鬼话。如何七岁得病而亡,如何身到森罗宝殿,如何不肯喝“孟婆汤”,如何一提岑毓英的名字,阎王大惊失色,呵斥小鬼乱提贵人,又如何令判官送他回阳。

刘永福静静地听着,两个人的脸,除了肤色极黑相同以外,表情大异其趣:一个十分起劲,一个相当落寞。岑毓英看看不大对路,收拾闲话,谈到正题。

“渊亭,你现在有多少人?”

“三千二百多。”

“编不了多少营。”岑毓英看着唐景崧问:“你看呢?”

刘永福在上谕上称为“刘团”,认作团练,而边臣的奏折上称他为“南将”,现在要正式改编为官军。这是唐景崧早就跟刘永福谈过的。

于是唐景崧陪着刘永福星夜拔营南下,驰援北宁。第二天到了山西北面三十里的屯鹤地方。此处泸江、洮江、沱江,也就是俗称绿水河、红水河、黑水河的三水交会之处,所以又名三江口,向来是商贾辐辏的交通要冲,如今因为法军已占山西,市面极其萧条,无法补充给养。刘永福便即下令,即刻渡过沱江,向东而去,近在咫尺的法军竟未发觉。

到了北宁,刘永福不肯进城,十二营都驻扎在离北宁七里的安丰县,由唐景崧带着十几名亲兵,去见黄桂兰和赵沃联络。

黄桂兰和赵沃在军前都称统领,两军分治,一右一左。论官位,黄桂兰是提督,比赵沃这个道员大得多,但文官的品级比较值钱,而且赵沃是徐延旭的亲信,所以北宁防务,是外行的赵沃做主。而赵沃又信任一名副将党敏宣,此人是绿营中有名的一块“油抹布”,既脏且滑,唐景崧对他早具戒心,见赵沃时有他在座,淡淡地不甚理他。

“我身子不好,又多病痛,万里投荒,真不知所为何来?”赵沃一面咳嗽,一面吞吞吐吐地说。

见他那副形容憔悴的样子,再听他这番有气无力的言语,唐景崧的心先就凉了一半,然而不能不勉励他几句:“大敌当前,还要仰仗庆翁的威望……”

“什么威望?”他摇着手打断了唐景崧的话,“营官士兵,骄蹇不法,桂军的饷又比滇军来得少,实在很难带。老兄,我真想让贤了!”

听口气还当唐景崧有意来取而代之。这就话不投机了,而且看样子也谈不出什么名堂,唐景崧敷衍了一会,随即起身告辞。

黄桂兰却不如想象中那么不堪。他是李鸿章的小同乡,一口浓重的合肥土话,听来非常刺耳,不过此人倒知书识字,出口成章,所以话还不难懂。加以长身修髯,仪表不坏,唐景崧对他的观感,比对赵沃好得多。

他的号叫卉亭,所以唐景崧称他“卉帅”,略作寒暄,请教战守之计。

“薇翁明达,想必已有新闻,赵庆池左右有小人,多方掣肘,教人很难展布。”黄桂兰首先指责党敏宣,接下来谈他的做法,“我带右军,只能量力而为。布置大致还算周密,北宁城坚可守,等王方伯楚军出关,再议进取。”王方伯是指王德榜,他以前的官职是福建藩司,所以称他方伯。

“卉帅,法国军队愈逼愈近,楚军怕一时到不了。”唐景崧答道,“恕我率直,我看北宁战守两不可恃。备多力分,扎营太散,呼应不灵,不能战。”

“我原主坚守。”

“守亦甚难。北宁城虽坚,如今法国的大炮不同了,一炮轰进城,请问守军何处藏身?”

黄桂兰听见这话,不由一愣,掀髯问道:“那倒要请教,计将安出?”

“最好在离城数里地以外的要隘处所,开掘‘地营’,以守野为守城。”

“什么叫‘地营’?”

“地营”是滇军的规制,掘地为坑,深约六尺,大小视地势而定,坑内四周安上木柱,高出地面一尺许,柱间空隙,作为枪眼。柱子上面再铺木料,上覆泥土。这样不但低不受炮,而且远处了望,不易发见,可以瞒过敌人。

“想得倒不错。”黄桂兰问道,“出路呢?”

“出路在坑后面,开一条斜坡路入坑。坑口加木栅,放下木栅,只要一个人守在那里,坑内就没有人出得去,可免溃散之弊。”唐景崧很起劲地说,“如果人多,可以多开数营,地下开槽,各营相通,弹药粮秣,亦不妨贮存在地营里面。地营之外,又可以开明槽,高与人齐,宽约五尺,长只一丈,每一丈就应该有转折。为什么呢?太宽则炮弹容易打中,不过就打中了,也只是这一丈之地受损害,这就是一丈一转的好处。”

“既有暗槽,又何用明槽?”

“明槽是为了便于侦察敌情。全在暗坑,敌情不明,亦不是好办法。”唐景崧又说,“地营之外,最好用槎枒树枝,用藤裹缠,密排三层,这就是古时候的所谓‘鹿角’。倘或在地营四周埋上地雷,更是有备无患,不过总要远在本营二十丈以外,才不至于炸到自己。”

书生谈兵,居然头头是道,但黄桂兰却听不进去,认为这样的做法太离奇,也太费事,所以大摇其头。

“我决心负城而守。”他固执而显得极有信心地,“我有四营人,法军没奈何我。”

又是个话不投机的。唐景崧适时打定一个主意,自己先踏勘四处,决定了战守方略,直接向徐延旭建议,请他下令赵黄两统领照办。

两天以后,唐景崧由北宁出发,向东北到镇南关外的谅山,去见广西巡抚徐延旭。

徐延旭是山东人,字晓山,咸丰十年的进士,分发广西当知县,以此起家。他跟鹿传霖是儿女亲家,而鹿传霖是张之洞的姊夫,就跟唐炯是张之洞的大舅子一样,以此渊源,得为清流所保荐。徐延旭虽有能员之名,亦是早年的事,如今既老且病,却为清流看成伏波将军马援,期望他在镇南关上再树铜表,真正有苦难言。

“北宁保不住了!”徐延旭黯然长叹,“唉!赵庆池、黄卉亭误我太深!”

一句话没有完,闯进一个人来,看模样不过一名小武官,却旁若无人地大声说道:“怎么样,我说陈得贵不行吧?扶良失守了!”

唐景崧久闻徐延旭有个心腹听差,由军功保案中弄到一名把总,平时常奉主人之命,到各营传话,大家都叫他“老韩”。此人猖狂无礼,喜欢任意批评将领,而徐延旭资以为耳目,颇加信任。现在看他的样子,想来就是老韩了。

果然,徐延旭仓皇问道:“老韩,你慢慢儿说,是怎么回事?”

“法国兵攻扶良,陈得贵拿炮台失掉了。”老韩说道,“请北宁派援兵,黄统领又不肯马上发兵。耽误了好久,才发了三营守城的兵去救,走到半路上,听说扶良垮下来了,赶紧又逃回北宁。”

“糟糕了!”唐景崧在一旁听着,不觉顿足失声,“北宁完了!”

“怎么、怎么?”徐延旭急急问道,“何以见得?”

“哪里有守城的兵,可以远援六十里外的扶良的?倘或一败,就回不得城了;如果开城相纳,敌人正好跟踪而至,等于开门揖盗。黄军门这样用兵,北宁岂不危乎殆哉?”

“说得是,不过,有黑旗军在……”

“说什么黑旗军?”老韩大声插嘴,“人家根本就不肯打。”

“不会的!”唐景崧有些发怒,瞪着老韩,不客气地叱责,“你凭什么说这话?”

“是真的嘛……”

“老韩,”徐延旭不能不尽敬客的道理,向哓哓声辩的听差喝道,“你先下去。”

徐延旭当然知道刘永福对桂军的憾恨甚深,虽然奉命驰援北宁,但未必肯听自己的命令,所以嘱咐总办营务处的道员黄彭年,跟唐景崧去情商,托他到北宁去督战,好策动黑旗军出队抵挡法军。

这是义不容辞的事,唐景崧慨然允许,立即去见徐延旭辞行。但是他却又迟疑了,因为唐景崧上承慈眷,是朝廷所很看重的人,上次山西失守,谕旨中特别关切他的下落,此番如再失陷危城中,对朝廷似乎不好交代。

“北宁危地。”徐延旭迟疑着说,“你不去也好。”

“没有不去的道理。我马上就走。”

于是徐延旭特选了几匹好马,让唐景崧带着亲兵,即刻赶往北宁。事后想想,还是怕刘永福负气不肯出兵,便又亲笔写了一封信,拔一支令箭,派老韩与一个姓关的千总,传令刘永福即刻出战。

唐景崧星夜急驰,第三天到了距离北宁不远的郎甲地方,这里设着粮台,军火辎重甚多,消息应该容易打听。但问起来只知道北宁以东的涌球山顶已为法军所占领,扼住了北宁的退路,情况极其危急。唐景崧忧心如焚,连夜渡谅江,再想渡涌球江到北宁时,得到消息,北宁已经失守,败军无法撤退,赵沃和黄桂兰行踪不明。

黑旗军呢?唐景崧判断情势,刘永福一定往北退守保胜一路;在桂军,当然要守郎甲,自己也只有先回郎甲再说。

到了郎甲,从间道逃回的溃卒口中,得知北宁的详细情形:法军由扶良大举进犯北宁时,赵沃和黄桂兰各领亲兵,督促守城四营在城东十里迎战,双方僵持不下,而黑旗军在后路观望。黄桂兰派人求援,刘永福的黑旗只招展了一会,就让法军起了戒心,攻势顿见缓和,但是刘永福却不肯有进一步的行动,亲持令旗,在各营巡视,只勒兵不发。前营黄守忠忍不住想出队,也让刘永福喝止住了。

事急无奈,黄桂兰悬犒赏二万两银子,刘永福置之不理。就在这时候,法国炮舰驶入涌球江,拉炮上岸,曳到涌球山顶,居高临下,轰击北宁。一连三炮,都打入北宁城内,市面大乱,越南的北宁总督张登憻仓皇而遁。后方有变的消息传到阵前,军心大乱,赵沃和黄桂兰想全师而退,已办不到。

逃是逃回城了,但想守已守不住,黄桂兰一看这情形,关起房门,悬梁自尽,为他的部将救了下来,提着广西提督的大印,匆匆扶他上马,退向北宁以北的太原。第二天,刘永福的十二营亦退到太原,见了黄桂兰自不免愧歉——他的意思是想让黄桂兰和赵沃吃点苦头,到最危急时,才出兵相救,一则报宿怨,再则炫耀黑旗军的战力。哪知后方突变,而前方的四营又太无用,以致误丧北宁。

在谅山的徐延旭对刘永福还抱着极大的期待,而捷报未至,老韩却已回来缴令了。

“回来得这么快?”徐延旭问,“信投到了没有?”

“没有。”

徐延旭大惊:“为什么不投?”他定睛看着老韩,有了新发现:“你怎么搞得鼻青眼肿的?”

这是为关千总揍出来的伤痕——两个人走到谅江,听得对岸已有炮声,老韩胆怯,不敢渡江。

“你不去随你,俺去。”关千总将手一伸,“你把抚台的信跟令箭给俺!”

老韩不肯给,不然对徐延旭无法交差。“不行!”他悍然答道,“信是交给我的,我说不投就不投。”

“拿来!”关千总脸一沉,“你不识相,别怪俺不客气。”

“你敢怎么样?”老韩比他还狠,“莫非还敢揍人?”

一句话未完,脸上狠狠着了一掌:“你当俺不敢揍你!”关千总下面又是一脚,将老韩踹倒在地,一面拳打足踢,一面骂道:“入你奶奶的!揍你个小舅子。徐抚台瞎了眼,净用些王八蛋。俺,”他将头上的大帽子取下来,使劲往地上一摔,“俺不做他的官了。俺去投滇军。”说完,他重又捡起大帽子,掸掸灰尘,戴在头上,大踏步沿谅江往北,去投岑毓英。

这是很丢脸的一回事,老韩当然不肯实说。好在关千总已投滇军,撒谎不怕拆穿,便支吾着答道:“路上不好走,摔了一跤。”

“信呢?”徐延旭指着他的手问,“你拿的什么?”

“信没有投。我想了又想,不投比投好。”

“什么?”徐延旭气得脸色发白,“是你做主,还是我做主?也、也罢,你先说个道理我听听!”

“我自然有道理。”老韩像青蛙想拒捕似的鼓起了肚子,“我怕信里有骂老刘的话,投了惹他发火,所以不投。”

“嘿!”徐延旭连连顿足,“你真是自作聪明!我骂他干什么?我信里是许他的花红,克复北宁,赏两万银子。你、你,”他揎一揎衣袖,一只指头直点到老韩的鼻头上,“你误了我的大事!我可再容不得你了。”

老韩一听这话,心往下一沉:看来是要军法从事。照平日言听计从的情形看,却又不至于如此。不过,无论如何已闹了个大笑话,传出去不好听。事急无奈,只有横起心在没道理中找出一个道理来。

“哪知道是这么一封信?平常提起刘某人就骂,谈到黑旗军也骂,人家自然当这封信里没有好话。”说完,将信和令箭往徐延旭怀里一塞,昂然而去。

徐延旭没工夫去理会这件事,接二连三派出探马去打听前方的情形,兵败的消息亦接二连三地报到谅山。郎甲一失,辎重尽弃,越发枪法大乱:一会儿要改变营制,抽调精锐,重新编组;一会儿要责成各军,划地分守;一会儿要调动各军,改变防区,只见他一个人如掐了头的苍蝇似的,奔进奔出,仓皇万状。

惶乱之中,亦有定见,那就是星夜奏劾败将,在呈报北宁失守的奏折中,附了三个夹片:第一片严劾陈得贵失却扶良的炮台;第二片参黄、赵二人“弃地先逃”;第三片弹得不错——赵沃的副将党敏宣,所领六营,不战而退。党敏宣以找寻右路统领赵沃为名,星夜后撤,真正是“弃地先逃”。

赵沃和黄桂兰辗转逃回谅山,两个人住在一起,闭门思过,不见外客。不久,黄桂兰接到两广总督衙门一封文书,紫花大印,是张树声的亲笔,痛骂他丧师失律,将淮军的面子丢得光光。黄桂兰看完信烧掉,默无一言,到了半夜里,吞了一牛角盒子的“洋药”倒在床上,闭目待死。

很快地为家人所发觉——黄桂兰的部属,一半抽“洋药”,一半带眷属,他本人亦带着姨太太在营里,发觉他寻了短见,一面急救,一面去告诉同住的赵沃。

“不用来叫我!”赵沃在屋中答道,“黄军门约我一同寻死,我正在写家书,还没有到死的时候。他志在必死,你们不必救他,救亦无用。”

果然。黄家请了医生来急救,黄桂兰拒不受药,延到第二天中午一命呜呼。

北宁失守的电报是由李鸿章发到总理衙门的,语焉不详;而徐延旭却有个奏折到京,说北宁并无警报。这是二十天以前的事,相隔未几,何致有此突变?军机大臣相顾惊疑,只等恭王来拿主意。

恭王从大病以后,就不大入值,要来亦常常晚到,这天直到午前十一点钟才坐轿进宫。看了一电一折,半天不响。

“先拿电报递上去吧?”李鸿藻问说。电报已经由军机章京另外用正楷抄了一份,预备用黄匣子呈上御前。

“北洋的消息也未见到靠得住,这么三两句话,连个失守的日子都没有,上头问起来,怎么回奏。明天再说好了。”

到了明天,北洋大臣李鸿章又来一个电报:“北宁十五失守,华兵亡者无数。”不说“官兵”或者“我军”而说“华兵”,可知所根据的是外国新闻纸的电报,而“亡”之一字,大家却都知道,不是死亡之亡,是逃亡之亡。

恭王不曾入值,上头却已在叫起。而北洋的第二个电报又到了,证实北宁确于二月十五失守,又说徐延旭株守谅山,并以北宁无警,拒绝“刘团”请援。

“怎么办?”李鸿藻面色凝重地说,“赶紧把六爷请来吧!”

“来不及了。”宝鋆摇着手说,“咱们上去。”

“上去得有个说法……”

“说什么?”宝鋆抢着说,“早就知道不能打的!事到如今,反正总要有人倒楣,第一个当然是徐晓山。”

说完,他领头先走,进养心殿行了礼,当面递上电报。慈禧太后勃然色变,“怎么说?”她的双眼睁得极大,“到底把个北宁丢掉了!徐延旭一再上折子,说北宁不要紧,问到大家,亦总说守得住,弄到临了,是这么一个结果,再下去不就应该丢云南、丢广西了吗?”

“镇南关是天险,一夫当关,万人莫敌,法国兵大概不敢进犯。”宝鋆又说,“徐延旭措置乖方,请旨严谴。”

“这自然要严办。不过就杀了他又何济于事?你们总要有个切实办法拿出来才好。”

“事情总归于和局……”

“和,和!”慈禧太后厉声说道,“除了议和,你们就不会办别的事吗?”

宝鋆碰了个大钉子,面色灰白,额上已见了汗,只是连连碰头,没有话说,于是李鸿藻开口了。

“北宁一失,不独云南吃紧,广东琼州的防线亦要当心。臣的意思,一方面责成岑毓英督促徐延旭戴罪图功,极力进取;一面饬知张树声、彭玉麟实力筹备,严密防范。”

慈禧太后不作声,好半天才很不情愿似的说了声:“也只好这样了。”

“是!”

“我看徐延旭不行。”慈禧太后又说,“得要找个人替他。”

徐延旭的底蕴已经大白,粉饰推诿,一无是处。其人本就既老且病,如果军务方面不行,其他就没有用处了。这样的人,自然应该立刻解职,但谁是继任其职的适当人选?只为才难,所以从宝鋆到翁同龢都不开口,现在慈禧太后一口说破,枢臣不能不承旨办理。

“张佩纶、张之洞都曾力保徐延旭、唐炯,不想如此辜负圣恩!”宝鋆答道,“容臣等与恭亲王商议了,再回奏请旨。”

“对了!还有个唐炯,上年擅自进关,就跟临阵潜逃一样,可恶得很,应该跟徐延旭一案处分。”

宝鋆答应着,先拟旨分寄云南岑毓英、广东张树声和彭玉麟,给了徐延旭革职暂留顶戴的处分。然后宝鋆约了李鸿藻,添上一个张佩纶,一起去见恭王,商议广西和云南两巡抚的调动事宜。

“人是有。不过赤手空拳,哪个肯去?兵在何处,将在哪里,枪炮子药何在?这些不替人筹好了,请问,”恭王环视一周,眼光落到自己身上,“叫我也不肯去。”

“现在该是掌兵权的重臣效命的时候。”李鸿藻说,“左季高总算难为他,已经派了王朗青,李少荃的淮军也该出出力才是。”

“就是这话。”恭王深深点头,“我看和也好,战也好,都少不得一个李少荃,自然也少不得淮军。”

于是顺理成章地决定了正率军援桂的淮军将领、现任湖南巡抚潘鼎新接替徐延旭,再就近调一个早就当过云贵总督,因案革职,光绪六年复起的贵州巡抚张凯嵩接替唐炯为云南巡抚。

“王爷,”张佩纶说道,“法国索兵费六百万镑,此事所关非细,总不宜授人以柄。”

“何为授人以柄?”

“崇地山的前事可鉴。当年逮问崇地山,俄国以为按《万国公法》,是敌视该国的明证;如今与法国正在议和,而以与法军开仗失律的疆臣革职,另简将领接替,岂不明示我国不惜周旋到底并无求和的诚意?倘或法国公使以此质问,颇难自解。”

“这倒也说得是。”恭王踌躇着说,“难道不作调动?这对上头又如何交代?”

“好办得很!”宝鋆接口,“不用明发,不必知照吏部就是了。”

“疆臣调动,不用明发,”恭王大摇其头,“从无此例。”

“事贵从权。”宝鋆大声说道,“而且例由人兴。”

这话似乎有些强词夺理,但除此以外,别无良策,恭王便看着其余两个问:“你们看呢?”

李鸿藻不作声,张佩纶亦不作声,宝鋆的办法,算是在沉默中确定了。

“此外呢?”恭王又问,“宿将中还有什么人可以起用?”

“宿将甚多,但要人地相宜。”张佩纶说,“第一要与淮军有渊源,第二要能耐蛮瘴。不然无用。”

于是不约而同地想起了黄桂兰的前任冯子材。他与张国梁同时,当咸丰初年,江南大营解体,张国梁阵亡,何桂清仓皇从常州逃走,李秀成席卷吴中时,只有他始终扼守镇江。但既不属湘,又不隶淮,派系不同,自受排挤,熬了好多年才当到广西提督,却又因徐延旭跟他不和,彼此互劾,徐延旭占了上风,冯子材解职,改用黄桂兰接了他的位子。于今徐、黄兵败,相形之下,自然见得冯子材高明了。

但是,冯子材的年纪到底大了,是不是老当益壮,肯不肯复起效劳,都成疑问。所以一时未作结论,要看看西南边境的情形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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