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午审到晚上,商人也好,户部的书办也好,都是支吾其词,始终不肯透露实情,秋审处的总办、主审本案的刚毅相当焦急。
“堂上一直在催!”他跟他的同僚说,“上谕上‘定需究出实情’这句话,得有交代,我看,只好动刑了。”
刑部司官问案,重在推求案情,难得用刑。但这一案情况特殊,大家都觉得刚毅的办法亦未尝不可,只有另一个总办沈家本,态度比较缓和。
“那些票号掌柜、户部书办,平日起居豪奢,何尝吃过苦头?只要吓一吓他们就行了。”沈家本说,“能不动刑,最好不动。”
“你倒试试看!”刚毅不以为然,“我原来也是这么想,无奈民性刁顽,真是不到黄河心不死。明天一定得有个结果。此案千目所视,刑部不能丢面子。”
于是第二天问案的情形就不同了,传了提牢厅的差役侍候着,将人犯带上堂来,刚毅先提警告:倘有人不说实话,自己皮肉受苦。接着便从商人王敬臣问起。
“王敬臣,你开票号,岂有不知同行例规的道理?凡是捐官上兑、请诰封之类的,应纳官项,向例都由票号经手代办。你们跟六部书办都有往来,外省官员汇到票号的银子,用到什么地方,哪有不晓得的道理?你说,云南汇来的银子,是怎么支出去的?”
“回老爷的话,实在不知道。”
“还说不知道!”刚毅大怒,使劲拍着桌子说,“我教你知道!掌嘴!五十。”
“喳!”值堂差役齐声答应。
其中一个右手套着皮掌,踏上前来,对准王敬臣的脸就抽,左右开弓,手法极其熟练。王敬臣“哗哗”大叫,抽不到十下,就打落了两个牙齿,满嘴是血。
“我招,我招!”
只要犯人一说“招”,行刑的就得住手,不然便有处分。但其中当然也有出入。王敬臣为人吝啬,从吃上官司,一个小钱都不肯花,差役恨他,所以“招”字已经出口,还使劲抽了他一巴掌,将门牙都打掉了。
这一下识得厉害,王敬臣比较老实了,说听潘英章谈过,云南汇来的银子,是办报销用的。崔尊彝到京以后,曾经有两封给周瑞清的信,是由他铺子里的伙计送去的。
“信上说些什么?”
“回老爷的话,信是封口的。”
刚毅自己也发觉了,这话问得多余,便又喝道:“还有什么话,一起说了,省得费事!”
“小的不敢隐瞒,就是这些话。”
看样子,也就是如此了。刚毅吩咐押下王敬臣,另问户部跟工部的书办。
这些人就不如王敬臣那样老实,熬刑不招。刚毅自觉刑部司官需格外讲法,不便动用大刑,只好改换方式,请沈家本用水磨功夫去套问。
旁敲侧击,一层一层慢慢往里逼,总算从户部书办褚世亨口中套出几句话,云南报销案是云南司一张一卢两书办拟的稿,派办处一陈一沈两书办经手复核以后,才送上司官,转呈堂官画的稿。
所获虽不多,无论如何是抓着了线索。刚毅当面向堂官细陈经过,决定采取稳健而不放松的宗旨,即刻行文户部,将张、卢、陈、沈四书办“严密查传,迅予咨覆”。
覆文很快地就到了,说这四个书办都传不到,已经奏请捉拿。
“这太不成话了!”潘祖荫很生气,“奉了旨就咨户部,请他们看管书办,结果还是让他们逃走。这算怎么回事?”
“回大人的话,”刚毅答道,“这明明是有意纵放,正见得畏罪情虚。大可严参。”
“参是要参的,案子还是要办。只是线索中断,如之奈何?”
“不要紧,还有周瑞清一条线索。”
于是据实奏陈,指责户部云南司司官“难保无知情故纵情弊”,除查取职名饬令听候查办以外,周瑞清既曾与崔尊彝通信,则洪良品所参,并非无因。只是周瑞清为三品大员,未经解任,不便传讯,奏请饬令周瑞清将崔尊彝的原信呈案,以便查核。
此奏一上,不但照准,而且因为周瑞清既有接受崔尊彝信函情事,特命“解任听候传质”。这一下显得案子又扩大了。不过周瑞清倒还沉着,看到上谕,首先就派听差当“抱告”,拿了崔尊彝的两封信呈上刑部。
信里不过泛泛通候之语,于案情无关。刚毅看完了,往桌上一丢,冷笑着说:“这又何足为凭?崔尊彝给他的信,当然很多,随意找两封不关痛痒的送来,以为可以搪塞得过去,这不太拿人当傻小子了吗?”
因为有此反感,他“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派一官两役去传周瑞清。
“这就不对了,上谕是‘听候传质’,质者对质,是跟崔、潘二人对质,此刻怎么可以传我?”
“是跟王敬臣对质。”派去的“七品小京官”说话也很厉害,“上谕并未明指跟崔、潘对质。请吧,‘是福不是祸,是祸逃不过’。”
周瑞清无奈,只得乖乖地跟着走。
不过,周瑞清到底只是解任,并非革职,所以刑部司官亦不敢过分难为他,邀到部里,以礼相见,围着一张圆桌相谈,就算是“传质”了。
问话的三个人,预先作过一番商议,不必问崔、潘贿托之事,就问了他也绝不肯说,不如侧面探询他跟崔、潘的交情,或者蛛丝马迹,有助于案情的了解。
这样,问话的语气恰如闲谈交游。周瑞清字鉴湖,便称他“鉴翁”。鉴翁长、鉴翁短,相当客气,周瑞清亦就不能不据实相告。他说他与潘英章一向熟识,跟崔尊彝在以前没有见过面,他有个捐班知县的侄子,分发云南,跟崔尊彝一起在军营里当差,交情很好。他的侄子在云南因为水土不服而得病,全亏崔尊彝尽心照料,所以他亦很感激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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