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敢替七王爷惹麻烦。只是做事容易做人难,畿辅水利,与他处不同……”
于是左宗棠又开始大发议论,说近畿多“王庄”,浚河开沟,处处会有纠纷,必得醇王出面,才得免除阻挠。
“开浚只有解冻以后、合冻之前的几个月可以施工。如果夏秋之际,雨水太多,山洪涨发,还得停工,算起来没有多少日子可用,如果阻挠一多,完工无日,坐耗钱粮,关系不轻。”左宗棠加重语气说道,“所以不论任何阻挠,都得靠七王爷鼎力,非把它打通不可。”
听他说得严重,醇王倒不敢贸然应承了,“你说,”他问,“有些什么阻挠?”
“别的阻挠倒还好办,最麻烦的是,有些人讲风水,明明应该取直的河道,偏偏要求迂回绕越。”左宗棠停了一下又说,“从前直隶总督于成龙,为了保护他的祖坟,沿河别开水道,贻患至今,可为前车之鉴。”
提到舆地风水,醇王不由得便想到,最近由刘铭传的一通奏疏所引起的争议——当中俄交涉紧张之时,朝命召宿将入觐,鲍超最先到京,而刘铭传却迟迟其行,直到上年秋天,方始北上。经过保定时,与李鸿章有好几日的盘桓,剪烛长谈,认为自强之道,关键在于建造铁路。李鸿章当时正在筹划开办南北洋电报,也觉得建造铁路与电报相辅并行,功效更好,因而力赞其成,并且由他幕府中熟悉洋务的文案委员,代为拟折具奏。
奏折中首先陈述“铁路之利,于漕务、赈务、商务、矿务、厘捐、行旅者,不可殚述,而于用兵尤不可缓”。因为第一,中国幅员辽阔,“画疆而守,则防不胜防;驰逐往来,则鞭长莫及。惟铁路一开,则东西南北,呼吸相通,视敌所趋,相机策应。虽万里之遥,数日可至;百万之众,一呼而集。”
其次,“兵合则强,分则弱。以中国十八省计之,兵非不多,饷非不足,然此疆彼界,各具一心,遇有兵端,自顾不暇,征饷调兵,无力承应。若铁路告成,则声势联络,血脉贯通,裁兵节饷,并成劲旅;防边防海,转运枪炮,朝发夕至。驻防之兵,即可为游击之旅,十八省合为一气,一兵可抵十数兵之用。将来兵权饷权,俱在朝廷,内重外轻,不为疆臣所牵制矣。”
刘铭传认为中国的要路有南北两条,南路又分为二:一条是由清江浦经山东,一条是由汉口经河南,都抵达京师。北路则由京师东通奉天,西到甘肃,如果不能同时并举,可以借洋债先修清江浦经山东到京城这一条,与南北洋电报,互为表里。
这个奏折,相当动听,尤其是“兵权饷权,俱在朝廷,内重外轻,不为疆臣所牵制”这两句话,虽是李鸿章借刘铭传之口,对左宗棠放的冷箭,而在朝廷,却实在是搔着了痒处。因此,朝旨命直隶总督李鸿章、两江总督刘坤一,“悉心筹商,妥议具奏”。
南北洋的意见,大不相同,刘坤一反对,而李鸿章自然赞成,覆奏说建造铁路,对于国计、军政、京畿、民生、转运、邮政、矿务、招商、轮船、行旅等等,都有莫大的好处。但“借用洋债,外人于铁路把持侵占,与妨害国用诸端,亦不可不防”。当然,这是对左宗棠借用洋债,乘机会作变相的攻击。
尽管刘铭传的原折、李鸿章的覆奏,多方申述建造铁路“其利甚溥”,而在京里却很难找得到同调。言官合疏却说得一无是处,有“三大弊”、“九不利”、“五害”,主要的就因为开铁路便得挖断不知多少家祖坟上的来龙去脉,风水所关,便是祸福所系,所以极力反对。
醇王意会到此,心存警惕,很勉强地答应了下来。左宗棠却是处事敏捷,很快地便调集了王德榜所督带的左营亲军,先就动起手来。地方官也都知道他难惹,少不得尽力支援。
左宗棠虽于经世实用之学无所不窥,但到底不是治河的专才。名为“自出相度机宜”,其实并不曾深究,因陋就简,没有几天就让人看出来,他是近乎空疏铺张的性情,因而朝士讥评,随处可以听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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