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点着头笑了:“前面的意思还不错。可惜后面露了马脚。所以你需切记,”他正一正脸色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强以为知,立论就会站不住脚。你说朝廷为地择人,意思是要我回任去替李少荃筹饷,这就是你少不更事,说了外行话!李少荃用得着我替他去筹饷吗?”
这句话一说,所有的幕友都浮现了会心的微笑。最年轻的李鸿裔,说话比较率直,“大帅的话真是一针见血。”他说,“不过大帅‘自愿以闲员留营效力’,李宫保怕不肯来!有位‘太上钦差大臣’在,如何办事?”
“不错!这就是我的苦心。”曾国藩用低沉的声音说,“你们去想一想我十一月初二的折子是如何说法就不难体会。照日子算,发这个回任上谕的时候,还没有看到我的折子,现在当然看到了,所以再辞一辞,大概天意可回!”
这样一点穿,无不恍然大悟,也无不感动!十一月初二的那个奏折,主旨在申论“统兵大员,非身任督抚有理财之权者,军饷必不能应手,士卒即难用命”,接着又说,行军太钝,精力日衰,等病体稍痊,“约腊尾春初入京陛见”,意思就是保李鸿章实授两江总督充任剿捻的钦差大臣——照此看来,八月间奏请“饬令李鸿章带两江总督关防出驻徐州,会办军务”,便是有意让他先成为“统兵大员”,好为以后建言作张本。
“大帅!”李鸿裔激动地说,“这样子为李宫保绸缪周至,实在罕见!”
“不然,不然。我是为大局着想。环顾海内,西北未必非左季高不可,东南却非李少荃不可。而要李少荃剿捻收功,自然要依他的盘算。有封信,你们都不曾看过,到今天非让你们看了,才知道其中的委曲关键。”
曾国藩说完,自己亲手开了他那个存放密件的箱子,取出一封信来交给李鸿裔。信是李鸿章的,看日子是“同治四年九月十四日”——是一年以前。李鸿裔不看信,先定神想一想那时候有什么大事。
一想就想起来了,那时有一道密谕,派李鸿章带兵到河南洛阳一带,负责剿捻的西路军务。同时让曾国藩与李鸿章、吴棠“彼此函商”,同意不同意这样一个安排:漕运总督吴棠署理两江总督;江宁藩司李宗羲署理漕督;两淮盐运司丁日昌署理江苏巡抚。
果然,李鸿章的信,就是谈的这件大事,他不等主持函商的曾国藩先征询,抢先表示了他的意见。信中一开头就说河洛一带是“必战之地”,一面要防备陕西的回乱蔓延,一面要剿治捻匪,非有重兵不可,因而向曾国藩提出第一个要求:“拟恳将刘省三、杨鼎勋两军给还。”刘省三——刘铭传是淮军第一员大将。杨鼎勋是四川人,原为他的同乡鲍超部下,以多战功为同事所妒,在鲍超面前进谗,被迫改投淮军。因为是客将,怕淮军轻视他,所以作战特别勇敢。李鸿章克复江苏,最得力的就是自洪杨军投诚,原隶湘军,由曾国藩遣去支援李鸿章的程学启和这个杨鼎勋。他的装备全是洋枪,在目前曾国藩所辖的剿捻各军中,强劲第一。
然后是谈饷:“朝命吾师弟各当一路,兵与饷似于合办之中,略分界画,目前不致推诿,日后亦易报销。”李鸿章提出的办法是,安徽和江宁藩司所辖的江宁、淮安、徐州等地的收入归曾国藩,而苏州、松江、常州、镇江、太仓等地和上海的关税收入归他。
大营的幕友,把这封长达二十页的密信,传观到此处,无不悚然动容!李鸿章的聪明识时务,会做官、善经营,是大家都知道的,不过他的勋业富贵,由曾国藩一手所提拔调护,因而认为他逢人必提“老师”的尊师一念,出于至诚,亦绝无可疑。谁知如今才发现他对“老师”的面目是如此狞厉!既要精兵良将,又要膏腴饷源,倘使照他所说,“老师”在周家口就只好像“空城计”中的武侯,抚琴退敌了!
心里虽个个愤慨,只以曾国藩最重大体,而且在大庭广众之间,一向只誉人之长,不论人之短,所以都不敢有什么话说,只尽力把自己的心情平抑下来,凝神往下看他这封措词“当仁不让”的信,还有些什么花样。
下面谈到上谕的正题,也就是李鸿章率师“驰赴河洛”以后的两江的局面。慈禧太后一心为了报恩,要破格提拔吴棠,以及恭王与军机大臣不以为然,而不便公然反对,特意用“朝中大政,密咨重臣”的传统手法,借曾国藩来作个推托,所谓彼此函商,就是要曾国藩提出异议,这也是大营幕友无不了解的。但是,他们没有想到,恭王是不得已把难题推到曾国藩头上,而李鸿章竟亦忍心在千斤重担以外,另又出些难题,让“老师”去做。
他的主旨在反对吴棠接他的手署理江督。同时又表示丁日昌熟于洋务,才堪大用,而擢任苏抚,资望却还不够,李宗羲的才具也不过任江宁藩司为宜。还有护理江苏巡抚刘郇膏,必因丁日昌的擢升而引病告退,也是安排未妥,令人难以心服的事。
这些说法无非旁敲侧击,说朝廷的拟议窒碍甚多,接着又出以后方变动,影响前方军饷的危言,以为“藩运易人,大营后路,恐不顺手”,而吴棠“满腹牢骚”,一旦署理江督,“用人行政,或多变局”,请曾国藩“熟筹密陈”,挡吴棠的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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