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广仁报》剏于桂林,七日一册,名虽不着,然溯星期报之始,实首屈一指焉。
光绪丙申,康年设《时务报》于上海,是为旬报之始。其意以为甲午中日之战大败于日本,非变法不足以图存,非将教育、政治一切大经大法改弦更张,不足以言变法,乃纠集赀本,设报馆于上海。时启超方居京师,因招之至,令主编辑事,而以筹款事自任,间亦时有所撰述也。
某月,康年著《中国自强策三篇》,冠之报端,力言我国宜复民权,重公理,宜尚创作而贱安闲,尚改变而贱守常,以能开利源为能,以能创新学为优,民性必求其宣达,士气必求其振奋,昔之不使民与国事者,今必与之共治,昔之使民安于愚弱者,今必使之极其明强,是为宗旨所在。其办法则以立议院举议员为首。
彼时变法之说虽渐兴,然不敢昌言民权,康年大声疾呼不稍讳,朋辈动色相戒,或贻书箴之,不顾也。后复为《中国参用民权之利益论》,以解内外之惑。其言曰:“民无权,则不知国为民所共有,而与上相暌。民有权,则民知以国为事,而与上相亲。盖人所以相亲者,事相谋,情相接,志相通也。若夫君隆然若天人,民薾然如草芥,民以为天下四海皆君之物,我辈但为君之奴仆而已,平日政EPUB...事举措,漠不相闻,一旦变故起,相率委而去之,但知咎君之不能保护己,而不知纤毫尽心力于君。
惟与民共治之国,民之与君,声气相接,亲爱之心,油然自生。故西国之民,见君则免冠为礼,每饮酒,必为君祝福,国有大事,则群起而谋其故。盖必与民共乐,民然后乐其乐,与民共忧,民然后忧其忧,必然之理也。”
◎清议报
光绪戊戌之变,康有为、梁启超既出走,乃设《清议报》于日本之横滨,诋毁孝钦后党不遗余力。是时唐才常亦设《亚东时报》于上海,以翼《清议》。庚子,唐死,梁之同志复剏办《新民丛报》,以言论自效。当是时,京朝士夫及草野志士咸思变法图强,喜得《新民丛报》之为指导也,故其销数乃达十万以上。盖我国自有报纸以来,未有若斯之盛者也。
◎出洋留学生刊行杂志
光绪戊戌以后,内地革命思潮既已流转各地,而东瀛留学界更为狂热,乃各集乡人刊行杂志。于是湖北有《湖北学生界》,浙江有《浙江潮》,湖南有《湖南》以及《游学译编》《民报》之类,殆皆以鼓吹革命为宗旨。
政府知势之难遏也,思以利禄羁縻之,乃廷试留日毕业学生曹汝霖、金邦平等十余人,分别赏以翰林、进士出身,而留学界革命之热潮乃愈炽矣。
◎刍言报
宣统庚戌十月,汪康年设立《刍言报》于京师,不以登载时事为职志,而以匡救政府、警醒社会、纠正舆论为主要。月出六纸,编辑、核对、发行皆一人任之。时患膈疾已久,或劝其不必为是以自苦,辄笑谢之曰:“吾即以是为疗疾之药耳。”辛亥,以病卒于京,时年五十一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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