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夜》在《文艺复兴》上一共刊出了六期,到一九四七年一月出版的二卷六期刊载完毕。我住在霞飞坊(淮海坊),刊物的助理编辑阿湛每个月到我家来取稿一次。最后的“尾声”是在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写成。一月份的刊物说是一月一日出版,其实脱期是经常的事。我并没有同时写别的作品,但是我在翻译薇娜·妃格念尔的回忆录《狱中二十年》。我还在文化生活出版社担任义务总编辑兼校对,因此在“文化大革命”中我曾被当作资本家批斗过一次,就象我因为写过《家》给当作地主批斗过那样。我感到抱歉的是我的校对工作做得特别草率,在我看过校样的那些书中,人们发现不少的错字。
《寒夜》写一九四四年冬季到一九四五年年底一个重庆小职员的生活。那一段时期我在重庆,而且就生活在故事发生和发展的那个地区。后来我在上海续写小说,一拿起笔我也会进入《寒夜》里的世界,我生活在回忆里,仿佛在挖自己的心。我写小说是在战斗。我曾经想对我大哥和三哥有所帮助,可是大哥因破产后无法还债服毒自杀;三哥在上海患病无钱住院治疗,等到我四五年十一月赶回上海设法送他进医院,他已经垂危,分别五年后相处不到三个星期。他也患肺病,不过他大概死于身心衰竭,不象汪文宣死得那样痛苦。但是他在日军侵占“孤岛”后那几年集中营似的生活实在太苦了。没有能帮忙他离开上海,我感到内疚。我们在成都老家时他的性格比我的坚强、乐观,后来离开四川,他念书比我有成绩。但是生活亏待了他,把他的锐气和豪气磨得干干净净。他去世时只有四十岁,是一个中学英文教员,不曾给过婚,也没有女朋友,只有不少的学生,还留下几本译稿。我葬了他又赶回重庆去,因为萧珊在那里等着孩子出世。
回到重庆我又度过多少的寒夜。摇晃的电石灯,凄凉的人影,街头的小摊,人们的诉苦……这一切在我的脑子里多么鲜明。小说“尾声”的最后一部分就是根据我当时的一篇散文改写的。小说的主要部分,小说的六分之五都是在一九四六年下半年写成的。我的确有这样一种感觉:我钻进了小说里面生活下去,死去的亲人交替地来找我,我和他们混合在一起。汪文宣的思想,他看事物的眼光对我并不是陌生的,这里有我那几位亲友,也有我自己。汪文宣同他的妻子寂寞地打桥牌,就是在我同萧珊之间发生过的事情。写《寒夜》的时候我经常想:要不是我过去写了那一大堆小说,那么从桂林逃出来,到书店做个校对,万一原来患过的肺病复发,我一定会落到汪文宣的下场。我还有一个朋友散文作家缪崇群,他出版过几本集子,长期患着肺病,那时期在官方书店正中书局工作,住在北碚,一九四五年一月病死在医院里,据说他生病躺在宿舍里连一口水也喝不到,在医院断气时也无人在场。他也是一个汪文宣。我写汪文宣,绝不是揭发他的妻子,也不是揭发他的母亲。我对这三个主角全同情。要是换一个社会,换一个制度,他们会过得很好。使他们如此受苦的是那个不合理的旧社会制度。生活这样苦,环境这样坏,纠纷就多起来了。我写《寒夜》就是控诉旧社会,控诉旧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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