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先生也承认这是诗,因为是“具体的写法”[15] 。这该是“具体的”第三义;暗示“社会改革者不合时宜,只率性独行其是”的意旨。由此可见诗和文的分界并不是绝对的。就形式上说,从前诗有韵,文无韵,似乎分得很清楚。但歌诀也有韵;骈文虽不一定有韵,却有律,和近体诗是差不多的。到了新诗,既不一定有韵,更不一定有律,所有的好像只是“行”罢了。但是分行不像韵和律那样有明白的规则可据,只是靠着所谓“自然的音节”。我们所能说的只是新诗的词句比白话散文“经济”些,音节也整齐些紧凑些罢了。这界线其实是不很斩截的。就内容上说,文是判断的、分析的,诗不然。但文也有不判断不分析而依于情韵的,特别是骈文;古文和白话文里也都有。傅先生的那一句便是白话文的例子。这儿我们所能说的只是,特别私人的,特别强度的情感,写成诗合宜些。但这界线也是不很斩截的。
胡先生在《什么是文学》里说到他不赞成纯文学杂文学的分别;配合本文的讨论,他大概也不赞成诗文的绝对的分别。本来,这个分别不是绝对的。还有,本篇将旧诗和词曲都叫做“诗”,这也不是传统的观念。从前词是“诗余”,曲是“词余”——不过曲虽叫做“词余”,事实上却占着和词同等的地位。诗和词曲不但形式不同,而且尊卑有别;诗是有大作用的,词曲只是“小道”,只是顽意儿。这种尊卑的分别似乎不是本质的而是外在的。本篇将它打破也有道理。
本篇所谓“诗”,具体的说,包括从“三百篇”到“新诗”,范围是很大的。抽象的说,诗的根本标准是“具体性”,所谓“诗意诗味”;这是抽象的“是诗”或“不成诗”的分界,却不是具体的诗和文的分界。——其实“具体性”也不限于诗。演说、作论文,能多用适当的例子和适当的比喻,也可以增加效力。即如本文,头绪不多,也不复杂,只因选择了适当的例子,适当的安排进去,便能明白起信。不过这种“具体性”赶不上“诗的具体性”那么确切和紧张,也不带情韵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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