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他家孩子认识是在春节前买年糕的队伍里。年糕给这一个萧条的春节带来了节日气氛。这个城市已经打了个稀巴烂,是年糕唤起了过年的心思。粮店里供应年糕的消息传进我们弄堂,所有人家的孩子都走了出来,一手拿篮子,一手拿板凳,奔向对面小马路上的粮店。各条弄堂里的孩子就像潮水一样涌出来,这大约是学校停课后孩子们的最大一次集合。粮店前转眼间就排起长龙般的队伍,一眼望不到头。当我们接近这队伍时,就好像足球比赛进入禁区,尖声叫着,加快速度,要抢前一步。我们刚在队尾站下,后面便飞速地排起一长列。我们气喘吁吁将篮子板凳排开,以充人头。年糕是凭人头供应,一人两斤。我们一边排着人头,一边不知不觉搭起话来,我们商量怎样以有限的人数去争取到更多的人头额。关键在于发号之前叫来人领号。发号的消息传来,队伍里起了一阵骚动。这家的一个男孩奔回去叫人,他一叫就叫来弟兄姐妹一大帮。而我徒有板凳和篮子,怎么也变不出人头。他们很慷慨地让出一个人头给我,然后就挤在了一堆。因为突然间多出许多人,队伍一下子变得拥挤不堪,我们前胸贴后背,气都透不过来。而我们非常友爱,互相照应。号头终于发到了手,这才松了一口气,而叫来的孩子也不愿回家。这时太阳已照到墙根,冻麻的手脚有了知觉,我们坐在板凳上聊天,等待开秤。经过领号头这一场激战,我们一下子熟稔起来,我们彼此都很少有这样男孩女孩一大堆的情景,这时都欢喜异常。我们甚至希望粮店永远不要开秤,队伍永远排不到头。后来这种排队活动,我们还举行过几次,主要是买黄鱼。黄鱼是我们城市里一种大众水产,它味道鲜美,营养丰富,价格便宜。在“文化大革命”开头的日子里,它忽然变得无比宝贵。我想原因有两点:一是富贵之家急促地贫困,他们不得不去抢食无产阶级餐桌上平凡的黄鱼;二是生态的问题,到了今天,黄鱼在我们城市已变成昂贵的菜肴,位居海鲜的榜首。至今不知道,菜场来了黄鱼的消息是从哪里传出,前一天我们就奔走相告,约定出发时间。出发总是在黎明时分,后来这时间越提越早,一是因为黄鱼供应日益紧张;二是因为买黄鱼的热情日益高涨。黑天行动具有冒险意味,像我们这些城市里的孩子,要冒险只能夜半起来买黄鱼。我们中间起来最早的那个,就趴在后窗下压低声音声声唤,等人到齐,便浩浩荡荡地出发。弄堂里黑得伸手不见五指,并且寒风凛冽。由于困倦和怕冷,我们打着寒战,牙齿格格响。我们中间买黄鱼最拿手的要称这家正房的孙女儿,那姐妹俩中的姐姐。她和她母亲一样美丽,明眸皓齿,头发乌黑。可她却出人意外的泼辣,在开秤之时的激烈拼搏中很有战斗力。说实在的,我们全靠了她,才能够不被挤出队伍,最终买到宝贵的黄鱼。她的那个与她同年的叔叔,也就是三房中排行第三的男孩则是很有智谋的一个。他可以判断出说是在这里卖黄鱼其实在那里卖黄鱼的虚实之诈。但拥挤中他却显得很无能,原因是他太爱惜自己的外表。他的衣服总是一尘不染,我曾看见他在煤气上烧烙铁给自己熨衣服。这家孩子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使我又佩服又不解,那就是大难当头,他们都能应付自如,从容不迫。在他们脸上看不见一点愁惨,他们眼神清朗,笑口常开。他们还很警觉,一旦有抄家的坏消息传来,便立即行动起来,将墨水瓶统统倒空,因为红卫兵一律有将墨水洒在床单上的嗜好。他们还分头将自己心爱的东西坚壁清野。有一回,那老三向我请求,为他藏匿他的集邮册。他得到消息说,将有一批北京红卫兵来到上海,进行毁灭性抄家。我估计这种消息来自于他父亲工商界中的同仁,在那明里不能往来,只能暗通信息的情况下,以讹传讹的事情也经常发生。老三的集邮册使我很为难,我无法拒绝他,可深觉这行为有冒天下之大不韪。阶级的观念在我脑子里,斗争的观念也在我脑子里。其实他并不是他们孩子中和我最亲密的,可别人不开口偏偏他开口。说明他看准我是友情为重,原则性不强,像我们家这一级的“同志”在运动中还算安全。以后他还向我提出过许多请求。老实说,请求我做事的人不多,有人请求我,我便视作友谊的表示。由于这后来我卷进了我不该卷进的事情,后悔也来不及。开头的时候,我们在一起度着快乐时光。和这家孩子来往,我家保姆不会有意见,就不会去向我母亲告状。保姆她只有贫富贵贱的观念,阶级斗争这根弦松得很。她曾经带了羡慕的口吻说,他家的墩布比我们家的洗脸毛巾还白,明显流露出对我们这种“同志”家庭的轻蔑。这样,我就和这家孩子来往很热络。我想,这家也允许孩子与我来往,一是乱世当中管束不力;二是我们家的情况给他们带来安全感。他们这种人家总有这么一种心情,好像上海这城市是他们转让给我们,心中不服,表面上却毕恭毕敬。他们这两房搬来之后,这幢房子就有些乱糟糟。三房妻子显然是个软弱无能的女人,她金玉其表,败絮其里。孩子们都有些欺负她,把她的话当耳边风。最刺痛她心的,是她亲生的儿子,过继到了二房名下,即刻就转移立场。事情就发生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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