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斋志异》近五百篇,举凡天上人间、域内海外的诸般异闻,鸟兽虫鱼、草木竹石的荒怪变幻,民俗风习、自然灾害的趣闻琐谈,都在包罗之列。以上所述,仅其荦荦大者。
《聊斋志异》把中国文言短篇小说创作艺术推向顶峰,前人称它为“空前绝后之作”。其主题境界既高出晋之志怪、唐之传奇,而笔墨命意更非后世续书所能比拟。它的艺术成就,既是蒲松龄借幻异故事寄托自我情志的创新,又是中国文学优秀传统的发扬。
作为“孤愤之书”,浓烈的感情色彩和超俗的审美追求,为《聊斋志异》创作艺术的主要特征。作者在创作时,往往驰想天外,神与物游:“遄飞逸兴,狂固难辞;永托旷怀,痴且不讳。”(《聊斋自志》)这种感兴飞动的激情,恰足以表现幻异小说的奇诡。在各类作品中,既有金刚怒目的愤激,也有童心展现的温情;既有口诛笔伐,也有幽默讽嘲。诸般幻异故事,都具有扣人心弦的艺术魅力。《聊斋志异》的问世,使得一度沉寂的中国文言小说重现光辉,在艺术上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其实质是在发扬中国文学优秀传统基础上的艺术创新。蒲松龄有丰厚的文学修养,他不仅“用传奇法,而以志怪”,而且自觉地发扬楚骚的创作精神。其《聊斋自志》谓:“披萝带荔,三闾氏感而为骚;牛鬼蛇神,长爪郎吟而成癖。自鸣天籁,不择好音,有由然矣。”《聊斋》为文,狂狷傲世,不遵矩度,盖亦步武楚骚,直抒胸臆,不择好音。《聊斋志异》每于篇后仿《史记》的“太史公曰”,添加“异史氏曰”论赞一段,把艺术具象的意蕴径直地表达出来。全书有“异史氏曰”近二百则,为数之多,用意之深,均不同于唐传奇偶尔加入的议论体例。这一形式的采用,是对《史记》美学思想的自觉发扬。盖蒲松龄“长命不犹”、“仅成孤愤之书”与司马迁“意有所郁结”、“发愤之所为作”,两者之间有其相通会意之处。鲁迅先生称《史记》为“无韵之《离骚》”。《聊斋》则把楚骚的艺术传统用之于小说,遂使中国文言小说艺术再生奇葩。蒲松龄的这种创作精神,在今天仍有可资借鉴之处。
朱其铠
一九九二年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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