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当你听到《在那遥远的城方》、《达坂城的姑娘》、《掀起你的盖头来》等一首首抒情浪漫的情歌,你也许会以为它的作者王洛宾一定是个一生环绕着鲜花与掌声的多情浪漫的西部男儿。然而,在王洛宾81岁的生涯中,他的精神是浪漫的,他创作的歌曲是浪漫的,而他走过的人生之路是悲凉曲折、十分坎坷。他活了80多岁,坐了3年国民党的监狱,又有15年的时间是被控制使用,直到1982年,才正式平反,恢复正常人的生活。
王洛宾1913年12月出生在北京一个小职员的家庭。他的父亲是一个京戏迷,闲来无事,常在四合院内拉起胡琴自娱自乐。要说王洛宾一生与音乐结缘一定要有某种熏陶的话,那最多就是这一点点罢了。王洛宾从小就是“不安分”的人,13岁只身跑到东北投奔红色苏俄未成,18岁考入北平艺术专科学校,跟随俄国沙皇的小姑母学习西洋音乐,后来因家庭窘迫难以供养而辍学,24岁那年,北平芦构桥事变爆发,他再次出走,奔赴大西北参加了作家萧军、塞克、丁玲领导的西北抗日战地服务团。在六盘山下,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听到了一个名叫:“五朵梅”的乡村妇女唱的一首“花儿”,他被那纯朴、率直、热情、奔放的旋律所震撼,下决心在西北扎下根来,搜集整理和创作西北民歌。
半年世纪过去了,王洛宾在西北已创作出了《达坂城的姑娘》、《草原情歌》、《阿拉木罕》、《半个月亮爬上来》700多首情歌,当人们听着这些歌时,总想为他注释一个具体的爱情故事,殊不知这里不但没有具体的爱,就是在作者的实际生活中也永没有找到过歌中的甜蜜。
王洛宾好像生来就负有一种使命,总是去追寻美丽,美丽的女人,还有美丽的情感。他认为生活甚至生命就是美丽的音乐,而不知这美的内核外还有许多坚硬的甚至丑陋的外壳。我们无法想象,王洛宾这个人称情歌大王的人,一生中竟然坐了两次大牢且长达19年。这个命运的十字架,要是放在“凡夫俗子”身上肯定会被压垮,王洛宾不但没有被压垮,反而更坚强、更浪漫,用他的话说:“即使身陷囹圄,我也胸怀坦荡,过着我快乐的日子,写我大草原的情歌,谱我美丽的囚犯歌,用我的歌声迎接一切苦难。”
王洛宾的生命是以歌为主线的,信仰、工作,甚至生活中的衣食住行都成了歌的附属。就像一棵树干上的柔枝绿叶。1937年,他来到西北采风,被那里的民歌所迷,就不走了。他为马步芳写过歌,也为王震将军的词配过曲,他只知音乐而不知其余。甚至当他成了一名解放军的军人,却忽发奇想要回北京,就不辞而别。正当他在北京的课堂上兴奋地教学生唱歌时,西北来人将这个开小差的逃兵捉拿归案。我们现在读这段历史真叫人哭笑不得。他是逃兵吗?是,又不是。他像草原上一只渴急的黄羊,有点水光,就拼命地向这惟一的目标冲去,全然不顾路边的石块荆棘。甚至在劳改时,他宁可用维持生命的一个小窝头,去换取人家唱一曲民间小调。他也曾灰心过,有一次他仰望厚墙上的铁窗,抛下一根绳,挽成一个黑洞似的套圈,就要通向另一个世界时,一声悠扬的牧歌,轻轻地飘过铁窗,他分明看到铁窗外的白云红日,嗅到了原野上湿润地草香。音乐、民间音乐才正是他生命的守护神。我们至今不知道这是哪位牧民的哪首无名的歌,就像卓玛的鞭子又一回轻轻地抽在了王洛宾的心上。这一鞭,为我们抽回来一只会唱歌的老山羊,一个伟大的音乐家。
当我们在淅淅沥沥的秋雨中,在陌生的地方,独卧旅舍,面对孤灯,慢慢咀嚼他甜蜜的歌和他并不甜蜜的家时,我们才能隐隐约约理解,为什么歌声里倾诉的全是一种急切的盼望、憧憬,甚至是望而不得的忧伤。
在这样一种性格的人心灵深处,有一块遥远的圣地,植埋着理想、幸福,也有遗憾和惆怅。在他们的心里,遥远的东西是美丽的,如悠悠的远山,如沉沉的夜空,朦胧的东西是美丽的,如月光下的凤尾竹,如灯影中的美人;短暂的东西是美丽的,如盛开的鲜花,如偶然的邂逅,逝去的东西也是美丽的,因为它留下永不能再的惆怅,也就有了永远的回味。这样性格的人,个个是美的大师,个个是艺术的天才。就像王洛宾一样,对于天地间和人心深处的美丽,做到“提笔撮其神,一曲皆留住”。他偶至一个遥远的地方轻轻哼出一首歌,一下子就幻成一个叫我们永远无法逃脱的光环,美似穹庐,直到永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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