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初年间,在白虎观大规模地会集众儒生,讨论研究《五经》的同异,一连几个月才停止。肃宗亲临行使权力,如同汉宣帝在石渠阁的先例,遗诏史臣,著为通义。又诏令高才生学习《古文尚书》、《毛诗》、《穀梁》、《左氏春秋》,虽然不设立学官,但都选拔成绩优异的人任讲郎,在近署供职,目的是网罗隐逸的士人,广泛地保存众多的经学家数。孝和皇帝也多次驾临东观,阅览如林的书籍。等到邓太后代行皇帝职权,学者稍稍懈怠。当时樊准、徐防一齐陈述应该督勉学者学习经籍,又说儒学官职大多不是儒生充任,于是诏令公卿大臣,精妙地选择合格的人才,三署郎能够通晓经学的人,都可以选拔举荐。自从安帝执政后,轻视艺文,博士废止讲学,弟子、门人互相看着懒散,校舍倾颓毁坏,宅基变成培育蔬菜的园圃,牧童樵夫来此打柴割草。顺帝被翟酺的话语感动,于是再修校舍,共建造二百四十栋房屋,计一千八百五十间。报考“明经”科落选的人补为太学弟子,考核官吏的甲乙二科各增员十人。在郡、国年老博学的儒者都委任为郎、舍人。本初元年,梁太后下诏书说:“大将军以下至六百石的官吏,都要叫儿子从师学习,每年特在乡射月举行一次飨射会,把它作为经常的制度。”从此游学的风气便兴盛起来,达到三万多个学生。但是从章句入手踏实学习的人渐渐稀少了,而多数以浮华互相矜夸,儒者的风气大抵衰败了。党人被摧残杀害后,那些声望素著、品行高尚的人,大多遭到流放废黜,其后竟至忿怒争执,更替相互言告,也有私下使用黄金、货币,进行贿赂,以求确定兰台漆书的经字,跟他的私文相合。熹平四年,灵帝诏令诸儒正定《五经》文字,刻在石碑,用古文、篆书、隶书三种书法,以便互相参照检验,树立在太学门口,使天下的人都拿它做典范。
初,光武迁还洛阳,其经牒秘书载之二千余两,自此以后,参倍于前。及董卓移都之际,吏民扰乱,自辟雍、东观、兰台、石室、宣明、鸿都诸藏典策文章,竞共剖散,其缣帛图书,大则连为帷盖,小乃制为縢囊。及王允所收而西者,裁七十余乘,道路艰远,复弃其半矣。后长安之乱,一时焚荡,莫不泯尽焉。
起初,光武帝迁都回洛阳,那些经籍秘书装载两千多车,从此以后,三倍于前。等到董卓移都的时候,官吏和群众破坏骚乱,从辟雍、东观、兰台、石室、宣明、鸿都这些地方收藏的典策文章,争相破坏丢散;那些缣帛图书,大多就连缀成为车的帷幔的顶盖,小的就制作为縢囊。等到王允收集运往西京时,只有七十多车,而道路艰难遥远,又抛弃了它的一半。后来长安之乱,一时焚烧,没有不消灭净尽的。
东京学者猥众,难以详载,今但录其能通经名家者,以为《儒林篇》。其自有列传者,则不兼书。若师资所承,宜标名为证者,乃著之云。
《前书》云:田何传《易》授丁宽,丁宽授田王孙,王孙授沛人施雠、东海孟喜、琅邪梁丘贺,由是《易》有施、孟、梁丘之学。又东郡京房受《易》于梁国焦延寿,别为京氏学。又有东莱费直,传《易》,授琅邪王横,为费氏学。本以古字,号《古文易》。又沛人高相传《易》,授子康及兰陵毋将永,为高氏学。施、孟、梁丘、京氏四家皆立博士,费、高二家未得立。
刘昆字桓公,陈留东昏人,梁孝王之胤也。少习容礼。平帝时,受《施氏易》于沛人戴宾。能弹雅琴,知清角之操。
王莽世,教授弟子恒五百余人。每春秋飨射,常备列典仪,以素木瓠叶为俎豆,桑弧蒿矢,以射“菟首”。每有行礼,县宰辄率吏属而观之。王莽以昆多聚徒众,私行大礼,有僭上心,乃系昆及家属于外黄狱。寻莽败得免。既而天下大乱,昆避难河南负犊山中。
东汉学者众多,难以详细记载,今仅记录那些能够通晓经学可称为一家的人,把他们写成《儒林篇》。那些自己有列传的人,就不在此同时书写了。如果是师资所承受,应该标名作证的人,才把他记录下来。
《前书》说:田何传《易经》教给丁宽,丁宽教给田王孙,王孙教给沛人施雠、东海人孟喜、琅邪人梁丘贺,由此《易经》有施、孟、梁丘的学派。另外,东郡人京房跟从梁国人焦延寿学习《易经》,另成为京氏学派。又有东莱人费直,传《易经》给琅邪人王横,成为费氏学派。经本用古字,号称《古文易》。又有沛人高相传《易经》,教给儿子康及兰陵人毋将永,成为高氏学派。施、孟、梁丘、京氏四家都设立博士,费、高二家没能够设立。
刘昆字桓公,陈留郡东昏县人,是梁孝王的后代。年轻时学习仪礼。平帝时,跟随沛人戴宾学习《施氏易》。会弹雅琴,知道清角的琴曲。
王莽的朝代,刘昆教授的学生经常五百余人。每年春秋举行的飨射礼上,经常完备地陈列典制仪式,用素制的俎豆,盛着瓠叶充当的俎实,用桑木弓、蓬蒿箭行射时,歌诵“有冤斯首”的诗。每次有行礼的事,县长总是率领吏属来观看它。王莽因为刘昆聚集了许多学生,私行大礼,有超越身份,冒用在上者职权行事的心思,于是拘捕刘昆及他的家属,囚禁在外黄监狱。不久王莽失败,刘昆因得免罪。没多久,天下大乱,刘昆逃到河南负犊山中避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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