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任用贤人就兴盛,任用谄媚的小人就衰亡;国君任用忠臣就安定,任用谄媚的臣下就危难。这是古今的通论,而且是众所周知的道理。然而国家衰败、君主危难的事,接连不断地发生,难道是当时没有忠诚信实正直的人么,那些忠诚信实正直的人实在是为自己的主张不能实行而苦恼。十步之内,必然会有茂盛的青草;十家的小镇,必然会有忠诚信实的人。所以动乱的殷纣王时代也有三位仁臣——微子、箕子、比干,小小的卫国有不少君子。当今凭借大汉王朝广阔的土地,众多的士民,朝廷的清明政治,君臣上下的正直,可是官府中没有好官,在位的没有良臣。这难道是时代没有贤人,推究起来是朝廷选用人才背离实际的缘故。有理想有道德的人少有党与,追逐时俗的人多有同类,所以结党营私,用人就背离朴实而趋向浮华。那些推荐的人,不再依据被荐举人的品质、能力,依据他们的才干、德行,只是虚造名声。对所推荐的人才只作大概估计,一年将近二百人。考察他们的情况,德行与颜回、冉雍相等,再仔细考核他们的能力,那就很少能达到中等人的标准,他们全都是为谋求升官,自相推荐的人。士人的可贵之处,在于能为朝廷所用,不必要求完备。过去四友(颜回、子贡、子张、子路)虽然完美,但他们的才能也并不兼备;三仁(微子、箕子、比干)都达到仁的境界,他们处事的能力并不一样。高祖的辅佐大臣,出自灭亡了的秦朝;光武帝得到的士人,也曾帮助过暴虐的王莽。何况处在太平时期,怎么还说没有贤士呢!
夫明君之诏也若声,忠臣之和也如响。长短大小,清浊疾徐,必相应也。且攻玉以石,洗金以盐,濯锦以鱼,浣布以灰。夫物固有以贱理贵,以丑化好者矣。智者弃短取长,以致其功。今使贡士必核以实,其有小疵,勿强衣饰,出处默语,各因其方,则萧、曹、周、韩之伦,何足不致,吴、邓、梁、窦之属,企踵可待。孔子曰:“未之思也,夫何远之有?”
《爱日篇》曰:
国之所以为国者,以有民也。民之所以为民者,以有谷也。谷之所以丰殖者,以有民功也。功之所以能建者,以日力也。化国之日舒以长,故其民闲暇而力有余;乱国之日促以短,故其民困务而力不足。舒长者,非谓羲和安行,乃君明民静而力有余也。促短者,非谓分度损减,乃上暗下乱,力不足也。孔子称“既庶则富之,既富乃教之”。是故礼义生于富足,盗窃起于贫穷;富足生于宽暇,贫穷起于无日。圣人深知力者民之本,国之基也,故务省徭役,使之爱日。是以尧敕羲和,钦若昊天,敬授民时。明帝时,公车以反支日不受章奏,帝闻而怪曰:“民废农桑,远来诣阙,而复拘以禁忌,岂为政之意乎?”于是遂蠲其制。今冤民仰希申诉,而令长以神自畜,百姓废农桑而趋府廷者,相续道路,非朝铺不得通,非意气不得见。或连日累月,更相瞻视;或转请邻里,馈粮应对。岁功既亏,天下岂无受其饥者乎?
贤明君王的诏令像是声音,忠诚臣下的应和如同回响。长短大小,清浊快慢,必须是相互对应的。况且琢玉用石块,洗金用盐巴,洗锦用鱼鳔,洗布用草灰。事物本来就有用低贱的来修整贵重的,用丑恶变为美好的。聪明的人弃短取长,是为取得功效。现在对推荐的士人必须核实他们的情况,他们有小毛病,不要勉强掩饰,有的出仕,有的隐居,有的沉默,有的善谈,各随其便,那么萧何、曹参、周勃、韩信之类的人才,何愁不来,吴汉、邓禹、梁统、窦融之类的人才,就可以盼望得到。孔子说:“是没有去盼望呀,真的盼望,有什么遥远的呢?”
《爱日篇》说:
国家之所以成为国家,是因为有百姓。百姓之所以成为百姓,是因为有粮食。粮食之所以丰产,是因为有百姓的劳作。劳作之所以能有功效,是因为每日出力。太平国家的时光舒缓而又漫长,所以百姓空闲而劳力有余;动乱国家的日子急促而又短暂,所以百姓疲惫不堪劳力不足。时光的舒缓漫长,并不是说太阳运行缓慢,而是君王英明,百姓安宁所以劳力就有剩余。时光的急促短暂,不是说日月运行加快,这是君王昏聩,臣下作乱,所以百姓劳力不足。孔子说:“既然时日多了,那么应该富裕起来,既然富裕起来,那么就要教育百姓。”所以礼义从富足中产生,盗窃从贫穷中兴起;富足从宽余的时日中产生,贫穷从没有时日中产生。圣人深知劳力是百姓的根本,国家的根基,所以力求减少徭役,使百姓珍惜时日。所以唐尧告诫为太阳驾车的羲和,要敬顺上天,授民时日。汉明帝时,公车署规定在凶日不受理章奏,明帝听到后指责说:“百姓荒废农桑劳作,从远方来朝廷上书,可是你们拘泥于禁忌,这难道是为政的思想吗?”自此就废除了这种规定。现在有冤屈的百姓希望得到申诉,可是县令、县长如神一样难以见到,百姓荒废农桑之事赶往官府伸冤,前来伸冤的人络绎不绝,可是官府规定不到申时(下午三点到五点)不得通报,不赠送财物得不到接见。有的人连日累月地等待,互相轮流探视官员;有的人转托邻居赠送粮食以应付对答。一年的劳作时间已被耗费,这样天下哪有不受饥饿的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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