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曰:“知是心之本体,心自然会知:见父自然知孝,见兄自然知弟,见孺子入井自然知恻隐,此便是良知,不假外求。若良知之发,更无私意障碍,即所谓‘充其恻隐之心,而仁不可胜用矣’。然在常人不能无私意障碍,所以须用致知格物之功,胜私复理。即心之良知更无障碍,得以充塞流行,便是致其知。知致则意诚。”
爱 问:“先生以博文为约礼功夫,深思之未能得,略请开示。”先生曰:“‘礼’字即是‘理’字。理之发见,可见者谓之文;文之隐微,不可见者谓之理:只是一物。约礼只是要此心纯是一个天理。要此心纯是天理,须就理之发见处用功。如发见于事亲时,就在事亲上学存此天理;发见于事君时,就在事君上学存此天理;发见于处富贵贫贱时,就在处富贵贫贱上学存此天理;发见于处患难夷狄时,就在处患难夷狄上学存此天理;至于作止语默,无处不然,随他发见处,即就那上面学个存天理。这便是博学之于文,便是约礼的功夫。‘博文’即是‘惟精’,‘约礼’即是‘惟一’。”
爱 问:“‘道心常为一身之主,而人心每听命。’以先生‘精一’之训推之,此语似有弊。”先生曰:“然。心一也,未杂于人谓之道心,杂以人伪 [3] 谓之人心。人心之得其正者即道心,道心之失其正者即人心:初非有二心也。程子 谓人心即人欲,道心即天理,语若分析而意实得之。今曰道心为主,而人心听命,是二心也。天理人欲不并立,安有天理为主,人欲又从而听命者?”
爱 问文中子 、韩退之 。先生曰:“退之 文人之雄耳。文中子 贤儒也。后人徒以文词之故推尊退之 ,其实退之 去文中子 远甚。”爱 问:“何以有拟经之失?”先生曰:“拟经恐未可尽非。且说后世儒者著述之意,与拟经如何?”爱 曰:“世儒著述,近名之意不无,然期以明道;拟经纯若为名。”先生曰:“著述以明道,亦何所效法?”曰:“孔子 删述六经 ,以明道也。”先生曰:“然则拟经独非效法孔子 乎?”爱 曰:“著述即于道有所发明,拟经似徒拟其迹,恐于道无补。”先生曰:“子以明道者,使其反朴还淳,而见诸行事之实乎?抑将美其言辞而徒以譊譊于世也?天下之大乱,由虚文胜而实行衰也。使道明于天下,则六经 不必述。删述六经 ,孔子 不得已也。自伏羲 画卦,至于文王 、周公 ,其间言易 如连山 、归藏 之属,纷纷籍籍,不知其几,易 道大乱。孔子 以天下好文之风日盛,知其说之将无纪极,于是取文王 、周公 之说而赞之,以为惟此为得其宗。于是纷纷之说尽废,而天下之言易 者始一。书 、诗 、礼 、乐 、春秋 皆然。书 自典 、谟 以后,诗 自二南 以降,如九丘 、八索 ,一切淫哇逸荡之词,盖不知其几千百篇;礼 、乐 之名物度数,至是亦不可胜穷。孔子 皆删削而述正之,然后其说始废。如书 、诗 、礼 、乐 中,孔子 何尝加一语?今之礼记 诸说,皆后儒附会而成,已非孔子 之旧。至于春秋 ,虽称孔子 作之,其实皆鲁 史旧文。所谓‘笔’者,笔其旧;所谓‘削’者,削其繁:是有减无增。孔子 述六经 ,惧繁文之乱天下,惟简之而不得,使天下务去其文以求其实,非以文教之也。春秋 以后,繁文益盛,天下益乱。始皇 焚书得罪,是出于私意,又不合焚六经 。若当时志在明道,其诸反经叛理之说,悉取而焚之,亦正暗合删述之意。自秦 、汉 以降,文又日盛,若欲尽去之,断不能去;只宜取法孔子 ,录其近是者而表章之,则其诸怪悖之说,亦宜渐渐自废。不知文中子 当时拟经之意如何?某切深有取于其事,以为圣人复起,不能易也。天下所以不治,只因文盛实衰,人出己见,新奇相高,以眩俗取誉。徒以乱天下之聪明,涂天下之耳目,使天下靡然争务修饰文词,以求知于世,而不复知有敦本尚实、反朴还淳之行:是皆著述者有以启之。”爱 曰:“著述亦有不可缺者,如春秋 一经,若无左传 ,恐亦难晓。”先生曰:“春秋 必待传 而后明,是歇后谜语矣,圣人何苦为此艰深隐晦之词?左传 多是鲁 史旧文,若春秋 须此而后明,孔子 何必削之?”爱 曰:“伊川 亦云‘传是案,经是断’;如书弒某君、伐某国,若不明其事,恐亦难断。”先生曰:“伊川 此言,恐亦是相沿世儒之说,未得圣人作经之意。如书‘弒君’,即弒君便是罪。何必更问其弒君之详?征伐当自天子出,书‘伐国’,即伐国便是罪,何必更问其伐国之详?圣人述六经 ,只是要正人心,只是要存天理、去人欲。于存天理、去人欲之事,则尝言之;或因人请问,各随分量而说,亦不肯多道,恐人专求之言语,故曰‘予欲无言’。若是一切纵人欲、灭天理的事,又安肯详以示人?是长乱导奸也。故孟子 云:‘仲尼 之门无道桓 、文 之事者,是以后世无传焉。’此便是孔 门家法。世儒只讲得一个伯者的学问,所以要知得许多阴谋诡计,纯是一片功利的心,与圣人作经的意思正相反,如何思量得通?”因叹曰:“此非达天德者,未易与言此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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