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大词人姜夔的作品不仅以“清空”名世,还以“精妙”著称。黄昇的《花庵词选》和纪昀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对此有基本相同的评价。所谓“精妙”,不外指他的风格精炼生动,凝而不滞,清而不浮。之所以“精”者,体物之微;之所以“妙”者,善于运用语言节奏传达出词人心情和作品意境的节奏,善于运用巧妙的比兴手法咏物见志,从而使读者透过作者的心灵奥区和遥深寄托领略到意在言外而脉脉相通的美感。这种意在比兴和寄以情韵的手法,在中国诗歌中本有其长期传统;不过,到了南宋时期,就更被词人较多地使用,终于在艺术实践中有所丰富,有所发展。这正如蒋敦复所说:“词原于诗,虽小小咏物,亦贵得风人比兴之旨。唐五代、北宋人词,不甚咏物;南渡诸公有之,皆有寄托,白石、石湖咏梅,暗指南北议和事;及碧山、草窗、玉潜、仁近诸遗民,《乐府补题》中龙涎香、白莲、莼、蟹、蝉诸咏,皆寓其家国无穷之感,非区区赋物而已。”(《芬陀利室词话》)这首《齐天乐》正是“寓家国无穷之感”的一首精妙的咏物词。
这首词是姜夔四十一岁客杭州时所作。其时为宋宁宗庆元二年(1196),上距靖康之变整整七十年。南宋小朝廷心存苟安,本就没有光复失地的雄图。再加上宋光宗死后出现了一场政变,作为最高统治阶层的诸大臣相互间,出现了严重对立,比较有作为的一位右丞相赵汝愚受到排挤,朝政愈益动荡阽(diàn)危。这正是陆游所引为深忧并写下了“春残桃李尽,风雨闭空馆”(《雨夜书感》)的时节。就在这一年秋天,姜夔和他的朋友张镃在南宋都城杭州会饮之余,徘徊之际,沐浴着秋月清辉,闻到了阵阵茉莉花香,加上同饮的挚友张镃,又恰是抗金名将张俊之曾孙。此时此地,饱含着凄切商音的蟋蟀鸣声传到耳畔,词人又如何能不引起残山剩水的家国之愁呢?
蟋蟀的鸣叫,本无所谓悲愁,然而当它被一向有感于“黍离之悲”的姜夔听来,它便成为“凄凄”“私语”,从而愁上添愁了。
《齐天乐》这首词,通体就是写这一个“愁”字,是蟋蟀之愁,是姜夔长期漂泊中所深感的离人思妇之愁,也更是与陆游的沉郁有依稀仿佛之处的风雨如磐之愁;不同的只是陆游咏的是春残,而姜夔写的是秋声。
忧愁情绪在词中是层层加深,也是通过含蓄手法加以抒发的。开头先从听蟋蟀的人写起,像孤云出岫般地点出愁郁的词人自我。词人原来就已经为读了充满乡关之思的庾信的《愁赋》触动情怀,现在,再听到凄凉私语的蟋蟀鸣声,自然就更是加深了一层愁。前有“先自”,后有“更闻”,这正是体现诗人清空洒脱风格的遣词运句之法。紧接着,“露湿”“苔侵”“都是”三句,从听蟋蟀人之愁转入蟋蟀声之愁,再转而为主客体之愁融会为一。从“哀音似诉”到“夜凉独自甚情绪”,表明姜夔的章法结构的开合灵动。为了拓宽蟋蟀鸣声给听者带来的愁思的幅度,作者有意把笔触推开,写出了一位缅念远人的女性闻声后的惆怅,一种微妙的难以排遣的情绪。从思妇的感觉和含愁的意象说来,是“哀音似诉”;从思妇的含愁的行动说来,是因为睡不着觉,而起来找寻纺织工具,企图排遣忧愁的情绪;而当她看到了画着重重远山的屏风时,则更加深其离愁别恨,不由产生了一种难以言传的辗转反侧之情。一路写来,蟋蟀鸣声和听蟋蟀人的描写,大体有个分工:前五句侧重蟋蟀;后五句侧重听蟋蟀的人。但二者却又都是融成一气的。意境的脉络显得婉转流畅,一层层递进,加深了愁意的渲染:起初是“凄凄”“私语”,后来是“哀音似诉”,再后来则是“夜凉独自甚情绪”。既是思妇的自语,也是她喷发着激越之情的问天。
上片到此,愁情的抒发应该说已经非常饱满,那么,下片要进一步深化,就不能仅仅停止在骚人、思妇的境界了。这就需要极大程度地开拓,过渡到词中的核心部分,发掘那曾经长期萦绕在词人心底的家国之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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