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

削藩进行时

朱棣为什么能成功呢？按照传统史书的观点，自然是因为朱允炆并非真命天子，而朱棣才是上天选中的真命天子，真假天子相遇，致使朱允炆注定会败给朱棣。这种说法虽然维护了皇权的神圣性，却并不符合客观现实。朱允炆败于没能团结大多数，在角力阶段又急于削藩，高估了自己的实力，也低估了朱棣的实力，更忘记了团结大多数。

朱棣谨记教训，在登基之后立刻恢复了周、齐、代、岷四位藩王的王位，并好言安抚他们。对于自焚而亡的湘王朱柏，朱棣认定他无罪且遭受了不公，于是给了他一个谥号——献，意思是说朱柏聪明、睿智，并设置祠官为他守卫陵园。

对于朱棣的这个举动，后世不少人拍手称快：朱四爷真是个心疼弟弟的好哥哥，不像朱允炆那样瞎折腾，一家人和和美美的不好吗？但也有不少人发出疑问：朱允炆削藩难道真是错误的吗？可为什么教科书总说分封诸侯（或藩王）才是逆施的行为呢？

事实上，任何政策都有利弊，我们看问题不能绝对化，一项政策是否应该被启用或废除，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而不是生搬硬套某种教条。早在秦始皇统一六国时，李斯就说分封是错误且倒退的行为，我们的教科书也支持这种说法，认为郡县制取代分封制是非常高明的举措，可秦始皇一死，他的二十多个孩子被赵高和李斯杀了个精光。大家可以设想一下，如果秦始皇的二十多个孩子都是诸侯王，赵高和李斯还敢杀他们吗？还杀得了他们吗？

刘邦吸取了秦朝灭亡的教训，于是在灭掉异姓诸侯王之后，分封自己的子侄辈为诸侯王。刘邦去世后，吕后也想学赵高和李斯那样专权，但当她看到地图上密密麻麻的刘姓诸侯王封国时，完全没勇气拿这帮人开刀，吕氏最终被刘姓诸侯王联合功臣集团清理出局。

三国时期的曹植对魏明帝曹叡说：“您把权力都交给了世家大族，我们这些亲戚没有权力，如果将来有人要对我们曹家下杀手，谁来保卫皇权呢？”曹叡没有听从曹植的劝说，曹魏江山最终被司马氏所篡。

司马氏篡夺了曹魏的江山后，充分吸取了曹魏灭亡的教训，将权力交给司马氏子弟，一时间姓司马的王爷遍布全国各地。可在西晋第二位皇帝司马衷执政期间，司马氏的王爷们接连起兵挑战皇权，整个天下被他们搅成了一锅粥，这就是著名的“八王之乱”。

看完上述几个事例，你说是分封好还是郡县好呢？如果你认为亲人不可信，难道外人就可信吗？可如果你连外人都能信任，为什么就不能信任亲人呢？这就是权力博弈的尴尬所在，当你选定一种出牌方式后，就会有相应的成效，但弊端同样也无法被忽视，两难。

朱棣本人就是藩王上位，他对藩王的威胁有着更深刻的理解，所以他友善对待藩王的举动只是为了面子上过得去，却绝不是因为自己心慈手软，更不是因为他对弟弟的爱胜过了稳固统治的需求。

在朱棣靖难的过程中，宁王朱权出力不小，他麾下的朵颜三卫能征惯战，不少攻坚硬仗都要指望这支部队。据正史记载，朱棣登基之后，朱权表示自己不想再回北方边疆吃沙子，希望能在南方找一个好地方安享晚年，朱棣就答应让他任选一地。当朱权说想要苏州时，朱棣说苏州在京师范围内，不能封给藩王；当朱权说想要钱塘时，朱棣说老爹曾打算把它封给五弟（周王朱橚），朱允炆曾打算把它封给自己的弟弟，结果这两件事都没办成，可见钱塘这地方邪门儿，然后建议他从建宁、重庆、荆州和东昌这四处选一个当封地。宁王从善如流，选了东昌，可到了次年二月，朱棣又把他改封到了南昌。

我认为这个记载是非常可靠的，但它只是一个表面故事，内里的弯弯绕没有体现出来。在写朱棣挟持宁王起兵时我就分析过，宁王本人对此半推半就，从来没有真正屈服过。可为什么在朱棣事成之后，宁王会表现得如此懦弱呢？那是因为从形势激变到朱棣登基的那段时间里，准确地说就是从建文三年（1401年）到建文四年（1402年），宁王逐渐被朱棣制服，当朱棣登基后，宁王已经没有资格再跟朱棣谈条件了。面对这种失去威胁的对手，朱棣亮出了自己的撒手锏——徙封。

客观地说，这种徙封策略谈不上有多高明，早在建文元年（1399年），户部侍郎卓敬就曾建议朱允炆不要削藩，采用徙封策略即可化解藩王危机，但朱允炆不听，这也从侧面证明了朱允炆就是要逼反朱棣，借此机会大肆集权。把边疆的实权藩王调往内地恩养，这样做不但可以解决藩王威胁皇权的问题，同时也不会背负“残害兄弟”的罪名，对朱棣而言，这应该是最好的解决措施了。

除此之外，朱棣还要求藩王与外界完全隔离，在没有朝廷命令的情况下，藩王府没资格命令任何军民做任何事，也不能从任何渠道获得任何报酬。有一些藩王本就不在边疆，但朱棣同样不放心。从永乐四年（1406年）到永乐十九年（1421年），朱棣分别削去了齐王、岷王、辽王和周王的护卫，让他们安心当富贵闲人。

看过朱棣的上述举动后，或许有人会感到失望：“想不到朱棣最终还是对弟弟们下毒手了，这样的人怎么可能得到宗室的拥护呢？”这你可就想错了，朱棣虽然玩了一手徙封，又逐渐削去了藩王的护卫，但他对这些没有威胁的弟弟却非常好。在朱元璋时期，藩王拥有极高的俸禄，可后来由于财政吃紧，于是削减了部分。朱棣登基之后，不但立刻恢复了朱元璋时期藩王的俸禄水准，甚至还调高了标准。

朱棣为什么会这么做呢？不过是他好大喜功、博名望的性格作祟罢了。朱棣始终是通过非法手段上位的，所以他这一生爱惜名声胜于一切。如果有朝臣指责他在执政或私德上有什么问题，朱棣多半会一笑了之；可如果有人敢说他将来必然是盖棺论定的反贼、暴君，那么不好意思，等着全家上刑场吧。

朱棣的选择看起来不错，但就像我之前所说的那样，权力博弈的尴尬就在于，当你选定一种出牌方式之后，成效或许会有，但弊端同样也无法忽视。徙封的确帮朱棣解决了大难题，但也让大明背负了极其沉重的负担。朱元璋之所以会封藩，自然有溺爱儿子的内在原因，但更多的因素还是为了让大明长治久安。

北元已经撤退至沙漠，重新成为游牧民族，这对中原王朝是莫大的威胁。历史上被游牧民族骚扰至灭亡的例子不止一例，大明如何避免重蹈覆辙呢？朱元璋认为在戍守边疆防卫北元这件事上，还是自己人最可靠，这才有了“实权藩王尽在边疆”的现象。朱棣采用徙封策略，自然不用再担忧实权藩王会威胁皇权，但等到边患复起时，又该由谁来为大明尽忠呢？

朱棣在位期间曾五次率军北伐，他本人也死在了北伐回师途中；他的孙子朱瞻基（明宣宗）放弃了安南，他的重孙朱祁镇（明英宗）在北伐过程中被俘……要是边境有实权藩王的存在，他们又何至于如此狼狈呢？

在后金即将崛起时，辽东总兵李成梁在边疆大搞官僚制衡手段，最终玩砸了；袁崇焕夸口五年平辽，他被下狱时，他麾下的关宁军队无视皇命，迅速向关外撤退……要是边境有实权藩王的存在，大明何至于如此凄惨呢？

可如果我们从另一个角度看问题，如果大明边疆依然有许多实权藩王，那么终大明一朝，或许还会有“靖难之役2.0”“靖难之役3.0”乃至“靖难之役N.0”。比如李世民通过玄武门之变篡位，李世民的子孙们每隔一段时间就要进行一番“友好切磋”，大唐王朝的内讧基本就没断过。除了边患问题，徙封最大的问题还在于加重了朝廷的开支。在朱元璋时期，藩王满打满算也就二十四个，无论如何都养得起，可再过个几十甚至上百年呢？一个藩王生两个孩子，两个孩子生四个，四个孩子生八个……这种增长方式实在是太可怕了。如果把藩王们弄到边疆去，那他们为国捐躯的概率就大一些，数量也可以得到控制，可朱棣这样操作，直接把边疆的藩王全部调往内地，那不是把他们“圈养”起来了吗？好好的戍边制度变成了圈养制度，朝廷空耗大量财物却没有获得实质性的回报。

到了明朝中后期，藩王主要集中在湖南、湖北、广东、广西和河南，这五个省份的经济压力最大。比如广西的靖江王府，当地官衙每年要为他们拨款五万两白银，而当时的广西年收入折合成白银也才十一万两，这个经济压力有多重，大家可想而知。

与上述五省相比，真正富庶的江浙一带却几乎没有藩王的踪迹，那才叫“富得流油”。最理想的做法是，朝廷从江、浙调拨一笔钱，向经济压力较大的省份输血，可在明朝中后期，官僚集团已经庞大到难以抑制的程度，朝廷或许可以收拾一部分官僚，却拿整个官僚集团完全没办法，所以从江浙一带加收的税也是杯水车薪，最终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局势糜烂。

如果宗室的存在只是对大明财政收入造成一个固定的影响，那么问题其实还不算大，然而真正可怕的是，朱棣的徙封发展到后来，对整个税务系统造成了难以弥补的损害。关于王朝灭亡的原因，教科书很少会从税收的角度切入，只会含糊其词地告诉大家：“封建王朝的灭亡是由于土地兼并加剧，农民没了土地，吃不饱饭，所以才会选择造反。”这个说法自然是有道理的，但并没有把话讲清楚。

元朝为什么会灭亡？因为他们没钱了，所以修黄河的民工集体造反，天下就此大乱。元朝为什么会没钱呢？因为他们的行政体系已经开始瘫痪。老百姓上交一斤米的税赋到了皇帝手里恐怕只剩下不到一两；皇帝以为老百姓遭了灾，于是拿出一两银子赈灾，这笔钱到了老百姓手上，恐怕只剩下不到一钱银子，如此高昂的统治成本，国家焉有不亡之理？

明朝末年和元朝末年很相似，也是有相当一部分税收不上来，勉强收上来的部分还要拿出一部分来养没有任何作用的宗室，国库始终空荡荡的，皇帝哪有安全感呢？于是皇帝只能想办法加税。在初期，加税的方式确实可以让国库多一点存款，但久而久之，上面的政策也会被下面的对策克制，原本愿意交税的行业也迫于税收太重开始逃税。

怎样才能逃税呢？那就是把土地寄存在免税群体的名下。这样一来，农民虽然没有了土地，但也不必缴纳朝廷的重税，只是身份从自耕农变成了佃农，但好歹还能安稳地活着。免税群体是谁呢？自然是宗室、官僚、士绅和地方豪强，钱到了他们口袋里，肯定不会拿出来捐给朝廷，这就造成一个非常讽刺的现象：与上述几个利益集团相比，朝廷是最穷的，但在名义上却是权力最大的，永远要对整个国家负责。可朝廷手里没钱，你让它怎么负责呢？

在这方面，后世的清朝就吸取了教训，他们虽然也养宗室，但不敢像明朝这样肆无忌惮。明朝宗室有封地，清朝宗室没有；明朝宗室由国家恩养，清朝宗室也有，但数额少了许多。明史学会理事唐文基教授在其著作《明代赋役史》中有这样一个观点：明朝的税收分配比例很成问题，朝廷最多只能收五成，剩下五成归地方，朝廷税收大部分还要用来供养宗室。而清朝几乎是七成到八成的税赋归朝廷，剩下两三成归地方，小部分用来养宗室。虽然清朝宗室也有一大堆严重的问题，但在财政税赋的把控上，显然比明朝做得好。

后世不少人整天纠结于朱允炆和朱棣削藩手段的异同，仿佛朱棣做什么都比朱允炆强，可如果从结局来看，朱棣的这种削藩手段又能比朱允炆强到哪里去呢？朱允炆那一锤子买卖没干好，最多也就是把自己给害死；朱棣这一系列操作玩得虽然漂亮，但整个大明都被他拉入了泥淖。

客观地说，宗室在日后变成这副模样，朱棣肯定是难辞其咎，但朱元璋同样也有责任，他不允许后世子孙修改他定下的规章制度，所以很多人明知道这样做不对，最终却两眼一闭，装作什么都看不见，要是谁想说点什么，他们就把朱元璋抬出来：“这是太祖爷定下的规矩，你居然想改动？”

外人一看，你老朱家的子孙尚且是这副德行，那咱还操那么多心干吗？你老朱家的子孙可以像蛀虫一样啃食国家财政，我们这些为国家出力的人为什么就不能拿一点呢？官僚集团的确非常讨厌，但大明的宗室同样讨厌，大明最终灭亡，他们也难辞其咎。